1939年7月7日，成都各界民众3万余人在少城公园举行抗日救国纪念大会。

        车耀先（1894-1946），四川大邑县人，中共党员。1929年5月，车耀先以经商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在三桥南街创办了“努力餐”，并于次年5月搬迁到祠堂街。从此，这里成为中共四川省委一个秘密的党组织联络点，车耀先在这里创办救亡刊物，宣传抗日，传播革命。1940年3月被国民党特务抓捕，1946年10月被杀害。 

加强各种形式的宣传，推动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

中国共产党人深知，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早在上世纪初，面对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局面，中共四川组织就曾领导成都的工商农教等各界人士在1931年9月5日召开“四川各界民众反日大会”，开展系列抗日救亡运动，四川抗日救亡运动由此兴起。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更激起四川人民的强烈愤慨。1931年9月29日，四川各界300多个团体、5万多人在成都少城公园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日大会，会后各种团体深入街头巷尾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四川迎来第一次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1932年4月8日，中共四川省委制定了“组织红五月各纪念节具体工作计划”，决定“五一”、“五四”、“五卅”等纪念日都要组织飞行集会、公开演讲，演反日新剧，印发宣言和传单，以激发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同年8月1日，中共四川省委指示各级组织准备九一八事变周年纪念，尽量动员广大群众及其组织，利用公开与半公开的群众组织，成立“九一八周年纪念会”，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9月18日，由“抗日大会”发起的“九一八国难周年纪念大会”在成都举行，大会通过了“通电全国一致反日”、“反对不抵抗的军阀，实行对日宣战”等4项提案。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并组织20多个宣传队深入进行宣传。
尽管四川救亡运动一直在中共等领导下积极开展，但是鉴于当时国内新军阀混战和国共对立的基本格局，以及蒋介石和四川地方军阀对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镇压，1935年之前这些救亡运动未能成为主流运动。

1935年发生的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再次兴起，四川人民积极响应，成都学生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声讨国民政府对日寇的一再妥协。1936年8月，日本政府妄图在成都设立领事馆，激起四川人民的反日怒潮，终于爆发“大川饭店事件”。受中共中央指派在成都做上层统战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张曙时，通过进步人士黄慕颜给省主席刘湘出谋划策，一针见血指出此事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造成的，责任应完全由日本人来负。在全川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刘湘顶住了日本和南京政府的压力，妥善处理了这一事件，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并企图作为侵略中国内陆桥头堡的如意算盘最终化为泡影。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英勇抗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天下午，以中共领导的“民先”成员为骨干的天明歌咏团一接到消息，立即高举团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上街游行，反应之敏捷，行动之迅速，为全川之首，全国罕见。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四川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原来秘密建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成都学生救国联合会”、“重庆救国会”等团体，先后公开活动，抗日群众团体纷纷成立。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全国各界抗敌救国会等抗日团体、抗日报刊社先后迁到重庆，各界民主进步人士相继来川，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中共四川省工委成立后，通过下设的学委、文委、妇委成立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团体，直接领导了全川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如1937年9月成立的四川青年救国联合会在1938年2月划归省工委学委领导，发展成为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学生抗日救亡团体。此外，党组织还将一些党员派到抗日救亡团体中，影响抗日救亡运动。如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成立的“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即由共产党员车耀先和韩天石等人发起，具有广泛的政治基础和合法地位，能在一定程度上把当时成都的抗日力量统一起来，为当时单独活动的共产党员及其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队”）的活动，开辟了一个同社会各阶层广泛联系、发动群众实现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主张的工作阵地。
全面抗战爆发后成立的在全省具有相当影响的“四川各界抗敌后援会”（以下简称“省抗”）及其各级组织，共产党员、“民先队”领导和骨干均进入领导机构，在其中起了核心作用，“省抗”的下属组织也多为“民先队”队员所掌握。
中共举办的各种宣传杂志和报刊，在四川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舆论导向作用。当时，宣传抗日救亡的主要途径是报刊杂志。《四川日报》从重庆迁到成都后，党组织就派了一批党员到报馆当校对工、编辑和经理，并建立了秘密党支部。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成都，《四川日报》立即发表社论《为二十九军英勇抗战，谨致以民族的敬礼》，接着数日连续发表《肃清入室之寇》、《整军与杀敌》、《全国总动员》等社论。共产党员杜桴生出任总编辑后，增辟了多种定期与不定期的救亡专栏。省工委成立后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四川日报》主笔和编辑都是我们的同志，起了我们宣传机关的作用”。由共产党员车耀先创办的《大声周刊》，旗帜鲜明地宣传中共的全面抗战主张和路线，因此很快成为深受群众欢迎、影响较大、声望较高的一个刊物。川康特委在给党中央的信中说，《大声周刊》的“言论正确锋利，摆明了党的刊物的面目”。许多报刊，如成都的《蜀话报》、《新民报》、《时事新刊》、《学生新闻》、《新新新闻》、《华西日报》等，重庆的《新蜀报》、《国民公报》副刊、《生力军》、《青年生活》、《商务日报》、《齐报》、《人力周刊》、《春云》、《诗报》等，自流井的《正确日报》，宜宾的《边疆新闻》、《金岷日报》等，也都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或影响下，大力宣传抗日救亡。
由中共中央长江局（后南方局）主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创刊后，中共四川党组织把巩固宣传阵地的重点转到对《新华日报》的宣传和发行上。四川设立了《新华日报》分馆和印刷厂，各地设立《新华日报》代派处。省工委下属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以及抗日救亡团体中的积极分子，普遍订了《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经常学习讨论重要社论和重要文章。成都的《新华日报》代派处不断扩大，先后改为分销处、西北总分销处、营业分馆，由八路军驻成都代表罗世文领导，成为省工委的对外联络机关。
除了报刊杂志，四川党组织和党员还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推动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斗争。如通过各抗日救亡团体成立各种宣传队、宣传团、歌咏队、电影队，深入街巷、工厂、农村、学校，扩大抗日宣传。宣传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如广为散发石印、油印传单资料，办墙报、壁报，书写抗日的宣传标语等；或举办训练班、演讲会、讲习会、读书会、夜校、研究会，宣传抗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宜宾党组织领导了有400余人参加的“宜宾县抗敌晨呼队”，晨呼队员在清早商店开铺之前，集合游行，沿街高呼口号，高唱抗日歌曲，并辅导街道办壁报和建立乡间晨呼队，开展募捐活动，慰问抗战伤兵及被日机轰炸的死难同胞家属。中共内江特支领导了拥有100余人的内江兴华剧社和“孩子剧团”，在内江甚至在全省各地巡回演出，为抗日救亡奔走呐喊，影响很大。此外，各地党组织还特别注意利用国民党的机构、团体进行宣传活动。如万县党组织以国民党名义到各县农村宣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思想，通过特殊关系，进入国民党当局举办的集训班，向参加集训的保甲人员宣传《论持久战》，并把《论持久战》列为万县地区学生战时训练团的主要教材。
皖南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走向低潮，中共斗争策略转向文化斗争为主，戏剧成为最富战斗力的武器。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四川党组织和党员协助党所影响和掌握的进步文艺团体排演话剧，上演了如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屈原》等一大批剧目，促进了各阶层民众的觉醒，喊出了人们坚持团结进步，坚持抗战到底的心声。

四川共产党人身先士卒，英勇投身抗战最前线
中共四川组织努力推动全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广泛深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动员广大青年参军入伍，支援前线。仅阆中县党组织就动员与输送了5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去延安。他们到延安后，通过培训与学习，除少数留地方工作外，大部分加入八路军队伍参加对日作战。而在敌后战场，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川籍英豪更是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直接奔赴抗日前线参加对日作战，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他们中，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师政委邓小平，八路军115师政委聂荣臻，新四军军长陈毅，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罗瑞卿，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等。这些川籍共产党高级将领，率部不畏强暴、奋勇拼杀，与凶恶的侵略军进行了无数次殊死血战，直至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朱德总司令在指挥部队抗击日军之余，还特别关心家乡情况，希望有更多的四川青年积极投身抗日第一线。1937年9月27日，朱德在家书中写道：“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以好培养他们上革命前线”。消息传岀，仪陇一批青年奔赴太行山区参加了八路军，如仪陇籍战士陈学陶，1939年从炮兵技校毕业后，历任炮兵团排长、连长、营教导员等职，在太行山区参加过数十次战斗，在“百团大战”中立功，被晋升为山炮大队大队长；仪陇籍战士黎德祥，模范完成各项任务，后任八路军山西、河南先遣队司令部电话班副班长、班长、排长、通讯参谋、第五军司令部干事、第八军电讯局局长，每次战斗中，他都及时、正确无误地完成了通讯任务，还在“百团大战”等著名战斗中立功受奖。
在抗日正面战场，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同时又是共产党人的为国捐躯的四川籍烈士，如在常德会战中阵亡的柴意新烈士和解固基烈士。柴意新将军是四川省南部县人，在中共四川省军委书记李鸣珂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柴意新率团在常德守卫战斗中顽强抗战，视死如归，最后壮烈殉国。四川省人民政府1985年5月追认柴意新为革命烈士。2014年9月1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柴意新将军入选抗日英烈录。解固基将军是四川崇宁（今属郫县）人，1927年，经旷继勋（崇宁县驻军团长，中共地下党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淞沪会战中，解固基将军率部英勇杀敌，壮烈牺牲。1986年，解固基被党和政府再度追认为烈士。四川渠县人郑少愚是国民党空军中最早的共产党员，曾任国民党空军主力第四大队大队长。在抗日战争中，郑少愚参加了在广州、南京、武汉、贵阳、柳州、成都、重庆等地空战，只身击落日机五架，配合友机击落敌机数十架，共5次负伤，战机负伤30多次，多次受到褒奖。周恩来同志曾于武汉、重庆先后两次秘密接见他。1942年春率中国空军飞行员前往印度接收美国援助飞机，途经驼峰航线时飞机失事殉难。1981年11月27日，四川渠县人民政府追认郑少愚为革命烈士。
在川籍共产党人中，还涌现出了许多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抗日革命英烈，赵一曼、陈修文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生于四川省宜宾县一个小地主家庭。五四运动期间，赵一曼受到革命思想影响，在大姐夫、中共党员郑佑之办的学校里学习，懂得了要推翻封建势力的压迫，不仅要反抗它，而且要改造它。1924年初夏，她冲破家庭的牢笼，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1925年冬天，赵一曼组建了四川农村青年中最早的团组织——宜宾县白花场白杨嘴村团小组，赵一曼亲任组长。1926年，中共宜宾特支成立，赵一曼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反抗日本侵略者，受党的委派，赵一曼到黑龙江省尚志一带参加抗日联军。她带领抗联战士驰骋于白山黑水之间，沉重打击了敌人。然而，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救战友，受了重伤。被俘后，敌人对她进行了一次次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她坚贞不屈。1936年8月2日，年仅31岁的赵一曼英勇就义。牺牲前，赵一曼写给儿子：“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为国而牺牲”，这既是抗战先烈的崇高信念，也是四川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四川人民的好女儿、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不屈不挠的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的革命品格，将永远是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的一面鲜红的旗帜。
陈修文，1908年生于四川南充嘉陵区大通镇一个耕读世家，1925年在南充中学组织“读书会”，中学毕业后回乡任教，1935年参加杨森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其高中同学、中共南充中心县委代理书记陈震的启发和感召下，陈修文脱离川军和舒适的生活，毅然赴延安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营教导员、晋东南抗大五分校大队长等职。“皖南事变”后到地方工作，任阜宁县、阜东行署民政科长兼新四军射阳总队队长，1942年7月在组织伤病员转移时，被日军包围，在突围时壮烈牺牲。1951年3月被川北行署追认为革命烈士，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确定为革命烈士。四川人民的好儿子、共产党人陈修文舍生忘死、为国捐躯，蕴含了中华儿女的牺牲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将永远被人民铭记和怀念。

1945年10月8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指出：“在八年抗战之中，这个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就是四川。自武汉失守以后，四川成了正面战场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的中心。随着正面战线内移的军民同胞，大半居于斯、食于斯、吃苦于斯……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到三百零二万五千多人；四川为完成特种工程，服工役的人民总数在三百万人以上；粮食是抗战中主要的物质条件之一，而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购粮借粮总额在八千万石以上，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而后征借亦自四川始。此外各种捐税捐献，其最大的一部分也是由四川人民所负担。仅从这些简略的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现在抗战结束了，我们想到四川人民，真不能不由衷地表示感激。”地处西南一隅的四川之所以能为抗战胜利做出如此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是离不开中共四川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的艰辛努力和付出的。在这场伟大的反侵略战争中，四川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广大党员，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从民族存亡大局出发，坚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促进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积极号召和组织青年奔赴抗日前线，推动了全面抗战高潮的形成。在抗战的各条战线，川籍共产党人表现了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川籍革命英烈展现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崇高民族气节，他们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朽贡献。所有这些，都有力印证了中国共产党无愧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一历史论断，这是四川近现代历史上光辉而重要的一页，将永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册，值得全川人民骄傲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