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前排左二）、董必武（前排左三）

与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人员合影。（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罗世文（1904-1946），四川威远县人。全面抗战爆发后，罗世文受党中央派遣回四川，

先后担任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川康特委书记、四川省委书记、八路军成都
办事处主任、新华日报成都分社社长。在1940年3月国民党阴谋制造的成都“抢米事件”
中被捕，长期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内，1946年10月被杀害。（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新起点。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四川是这场长达八年的反侵略战争的大后方，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周恩来同志曾用四句话高度概括四川的重要作用，即：抗战最后根据地；联结西北和西南的枢纽；两个民主运动中心；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正是由于抗战时期四川所处的特殊而重要的地位，中共四川组织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领全川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加强自身建设，推动全省抗日进步力量中心的形成和壮大。
    要成为抗战时期的战斗堡垒和全省抗日进步势力的中心，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党组织本身必须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发展壮大。而在土地革命时期，四川党组织历经磨难，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遭受严重损失。1935年6月，中共四川省委遭到破坏后，党组织统一领导的活动基本停止。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全省党员数量只有100余人，他们没有统一的省级领导机关，互不相属，零星分布在成都、重庆、宜宾等地。
    党中央十分关注四川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早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不久，中共中央上海局就派张曙时到四川开展工作。1937年夏，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在延安听取张曙时关于四川统战工作和组织情况的汇报后，决定派张曙时为中央特派员，仍回四川发展党的组织。1937年6月，曾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泸县中心县委书记的邹风平到达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四川党组织遭受破坏的情况。通过各种途径，中共中央和中央领导对当时四川形势的发展、对四川党组织的基本情况及发展趋势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与判断。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形成，为中共四川组织的恢复重建创造了条件。针对全国形势的发展和四川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中共中央指出：四川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很快就会成为全国各党派各实力派争夺的重点和全国的政治中心。因此，应迅速加强四川党的工作。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亲自关心和指导下，中共四川组织很快得到了恢复和重建，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1937年9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回四川做公开统战工作的罗世文从成都到陕西，在西安写了入川报告，对四川统战工作和中共地方组织的重建向党中央提出建议。10月，张闻天、李富春代表中央找邹风平和在延安中央党校任总支书记的廖志高谈话，告诉他们中央决定派他们到四川重建党的组织，要求他们在成都建立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为加快四川工作步伐，中央还决定派于江震、王子模等川籍党员和邹风平、廖志高等一同回川工作。11月28日，邹风平、廖志高等一行6人带着中央的重托离开延安回四川。12月14日，邹风平、廖志高到达成都与张曙时、罗世文接头展开恢复和重建四川党组织的工作。1938年1月10日，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工委”）在成都正式成立，邹风平、廖志高、张曙时任省工委委员。最初成立的省工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长江局成立后改由长江局领导，南方局成立后则改由南方局领导。省工委主要活动包括恢复和发展中共四川各级基层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加强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
    1938年5月，省工委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和长江局关于“大量发展党员，不要搞关门主义”的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都把发展党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使各级地方组织和党员队伍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为完成此项任务，省工委对工委机关和各地党组织进行全面调整，分别成立了成都、重庆市委，撤销川北工委，建立南充中心县委和阆苍南中心县委，撤销川南工委，分别成立泸县中心县委和宜宾中心县委。在过去没有党组织活动的地区，也派人前往建立组织，发展党员。在省工委领导下，全省各地党组织和党员迅速行动起来。他们深入工厂、学校、军队和各抗日救亡团体开展工作。一方面组织工人、学生和进步青年以及广大市民参加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方面对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进行帮助教育，吸收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38年11月，四川党员从1938年3月底仅有的340余名发展到3250多人。党直接领导的进步团体19个，团结和组织的群众2400多人。
    经过努力，四川地方组织迅速发展壮大，不仅党员人数有了大的增加，组织机构也更加完善，至1938年10月，建立了成都、重庆、自贡3个市委和宜宾、泸州等7个中心县委，从而使党的基层组织遍及全省各地。
    中共四川组织的重建和党员队伍的发展壮大，成为推动全省抗日救亡运动不断深入的坚强的政治领导力量，也成了大后方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引起了国民政府与蒋介石集团的警觉和注意。1938年10月底，武汉会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成为各种政治势力活动的中心舞台，处于支配地位的国民党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政策，大肆破坏中共组织，抓捕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接连掀起反共逆流。1940年3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嫁祸于中国共产党，逮捕了中共代表罗世文和著名进步文化人士车耀先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致使四川中共组织的活动空间被进一步打压。
    在此情形下，中共四川组织审时度势，认为“四川党的建设工作已初步完成。但三四月来发展太快，新党员对党的基本知识还远远不够，党的基础不算稳固”，决定“以后组织方针是巩固与发展同时并进”。这一时期，四川党组织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后南方局）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和巩固党组织、巩固党员队伍的措施：
    首先，根据形势发展，对党的组织机构进行调整。1938年11月，省工委撤销，分别建立了川东、川西（1939年1月西康建省后改为川康）两个直属南方局领导的特委。其中，川东特委领导重庆、川东、川南之宜宾、泸县等地的党组织及1500多名党员，廖志高任书记；川康特委领导成都、川西、川北和川南之自贡、内江、乐山等地的党组织和1800多名党员，邹风平、罗世文先后任书记。
    其次，加强党员的培训和教育。由于大批的新党员加入，如何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加强党的建设，成为四川党组织面临的极为重要的任务，也是完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必须解决的问题。为了加强对党员的教育，提高党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增加党员知识，提高党员的工作能力等，省工委首先从思想教育入手，决定由省工委宣传部和成都市委部分成员，组织成立专门的教育委员会，举办党员短期训练班，要求各级党组织选派党员参加培训。
    再次，号召全省党的组织和广大党员普遍深入农村、工厂、学校做群众工作，发展党组织。提出，工人运动以重庆、自贡、乐山、泸县、成都、顺庆（南充）为重点；农民运动以川东梁山、达县、万县，川南的荣县、威远、宜宾，川西的成都近郊，川北的阆中、苍溪、南部为重点；青运以学生为主要对象，成、渝为中心；妇运“应在女学生与农妇两方加紧努力，有女工的地方亦应特别注意”。“由这些群众工作开展来扩大党的组织”，取得了明显成果。四川党组织这一时期的组织建设与发展工作，曾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表扬，称赞：党的工作路线以浙江、广东、四川等省为好。
    至1941年1月，以皖南事变为标志，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内出现了新的极度严重的白色恐怖。面对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共四川党组织坚决贯彻中央“荫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把已暴露的干部撤退到偏僻的、特务不注意的地方找职业，代之以新的未暴露的干部；各级领导机关切实把握短小精干的原则；在特务严密监视的部门中，不建立支部，党员独立活动；把党和群众工作的中心，尽可能地放在利用社会习惯、政府法令与合法组织方面，以密切同群众的联系。通过上述措施，中共四川组织将党的力量深藏于群众之中，保存了党的组织和骨干力量，从根本上锻炼了党组织，并在复杂环境中逐步学会如何更妥善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
    总之，作为全省抗日进步势力的中心和中坚力量，抗战中的四川各级党组织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努力加强自身建设，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积极领导和组织全川广大党员投身抗日救亡图存，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加强上层统战工作，推动全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争取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是争取民族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1935年华北事变，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重视和加强对四川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对手握兵权、主政四川的刘湘等人作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全面抗战前，朱德曾写信给杨森、邓锡侯等，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5年张曙时受中共中央上海局指派来川开展统战工作，密切与四川知名人士的沟通。根据当时形势，张曙时制定了推动上层转变，促进刘湘反蒋抗日的斗争方针。经过不懈努力，中共对四川实权人物的统战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刘湘等实力派人物逐渐转变了政治态度，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共同抗日的主张，表示愿意率领川军出川，积极投身抗战第一线。
    1937年8月4日，刘湘在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时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主张坚决抗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听了刘湘的发言，对其爱国热情表示赞赏，约定双方互派代表加强联络。嗣后，中央派李一氓、罗世文到成都做联络代表，进一步在川军及各界上层开展统战工作，刘湘派王干青做联络代表常驻延安。李一氓、罗世文临行前，毛泽东亲自指示：刘湘在四川实力派中军队最多、武器最好、实力最强、影响也最大，做好刘湘的工作，四川抗战的局面就可观了。四川实力派对蒋介石集团进入四川既有戒心又十分无奈，他们既害怕蒋介石对自身的排挤，同时难以抗拒中央军的强大实力，又有联合中共抗日的强烈愿望，这为中共在四川组织统战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可能性。罗世文到四川后，给刘湘带去了毛泽东给刘湘写的亲笔信和刘湘派驻延安的代表王干青写的介绍信。罗世文还带去了朱德、刘伯承等八路军高级将领分别给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杨森等川军将领写的信。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四川地方党组织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加上社会各界的呼吁和努力，终于使四川地方实力派逐步改变了看法，了解并接受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7年9月，首批川军出川抗战。此后，在八年抗战中，共有300多万川军将士奔赴前方，成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力量。以打内战著称的川军出现如此大的转变原因有许多，但其中不容忽视且非常重要的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四川组织和广大党员在促成川军停止内战、出川抗日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和影响作用。
    1937年7月23日，四川省抗敌后援会（简称“省抗”）正式成立。“省抗”虽然名义上仍属国民党省党部统一领导，但实际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员和各界进步人士手中。他们利用这个合法组织形式的有利条件，广泛发动和组织民众，促进了全省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向前发展。1937年8月2日，“省抗”发出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发动全民族对日抗战，厉行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保全领土，肃清汉奸，巩固后方，武装民众，并要求刘湘亲率川军出川抗日。8月7日，“省抗”组织成都市民10余万人在少城公园召开大会，发出通电重申8月2日通电主张。大会参加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气氛之热烈，是抗战爆发后空前的。“省抗”成立后，全省各地也陆续成立了领导成员大多为民先队队员和进步人士的分会，各界抗敌后援会、四川青年救国会、学生救国联合会等抗日救亡团体也纷纷成立。
    以“省抗”的成立和1937年9月刘湘亲自率部出川抗日为标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四川正式形成。
    1938年初刘湘在武汉病逝后，中共四川组织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继续与其他四川地方实力派密切联系，争取他们对四川抗战的支持，积极开展对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的统战工作，使他们始终同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如刘文辉的军师和助手、川军将领张志和曾在延安受到过毛泽东的接见，后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委员，成为中共联系四川实力派的桥梁和纽带。后，八路军与刘文辉二十四军达成抗日合作协定，王少春等3名中共党员携带电台到雅安，帮助刘文辉建立与延安的直接联系。因此，抗战初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四川地方实力派表现出开放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姿态，这对中共四川组织领导全省民众蓬勃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客观上提供了有利条件。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此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中共四川组织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密切注视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并努力坚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不断将搜集的情况向南方局汇报，南方局也及时指示四川党组织作相应的应对。1940年3月，国民党在四川制造了旨在打击中共四川组织和四川地方实力派的“抢米事件”，一批共产党员被捕。四川党组织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特别是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迅速撤退党员干部的同时，努力做好地方实力派的工作，通过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高举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在避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裂的前提下，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