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丕川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我们喜看革命老区日新月异，在尽情分享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努力实现全面小康的征程中，回眸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那段难忘的历史，真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这里，我们希望通过展示革命老区通江人民的历史贡献等片段，真正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激励后人，不忘昨天的苦难辉煌，肩负今天的历史担当，实现明天的美好梦想。

通江县位于四川省东北部大巴山南麓，古属巴国，秦属巴郡，西魏置县，全县幅员面积4116km²，辖49个乡（镇）、524个行政村、人口80.2万，素有“一府三乡”（川陕苏区首府、中国红军之乡、中国银耳之乡、中国溶洞之乡）的美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四方面军以通江为首府，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创建了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和苏区人民，在建设和保卫苏区的伟大斗争中，用生命和鲜血浇灌着这块红色土地，孕育了“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红军精神。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通江人民踊跃抗战支前，为赢得抗战胜利谱写了一曲气吞山河、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史诗。新中国建设时期，通江人民百折不饶，用执着的信念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付出了异常的艰辛。可以说，共和国的旗帜上有通江人民血染的风采，共和国的大厦上有通江人民辛勤的汗滴。

一、举巴山烽火育红军精神

（一）通江为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932年12月，以徐向前为总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战略转移，翻秦岭、越巴山，从两河口入川，一路征战，一路宣传。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仅通江境内就发展党员200多名。1933年2月7日，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旧县署二堂召开，选举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委员会。2月17日，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旧县署大堂召开，按照《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原则，起草和通过了《川陕省苏维埃临时组织法大纲》，选举产生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川陕省委共辖2个道委、23个县委、1个市委和160多个区、990多个乡、4300多个村党组织，其中，仅通江的“三县两特区”就层层建立了县、区、乡党组织176个。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曾任中共红江县委书记，傅崇碧将军曾任中共赤江县委书记。1934年11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在赤江县委驻地（今四川省通江县毛浴古镇）召开了规模空前的党政工作会议，确定了“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军训词，这16字是红军精神的高度概括。通江坚实的群众基础使党的力量迅速壮大，为中国革命积蓄了强大的军事力量。

（二）通江为川陕苏区提供了坚强的后勤保障。红四方面军总部迁至通江后，因当时战事不断，伤员众多、经济薄弱、军事供给不足，红四方面军把重心转移到军事补给和经济发展上，在通江县永安镇得汉城创办了兵工厂、火药厂、造币厂、被服厂、铁工厂、草鞋厂、纺纱厂、工农银行等军需民用工厂25个，从此，通江成了川陕苏区最坚强的后勤保障基地。两年内，红军的冬、夏服保证了统一供给；兵工厂生产了白药（发射药）、炸药、子弹、迫击炮弹、手榴弹等，其中手榴弹保障了全军的需要；红军所需的雨具、防滑掌（脚码子）、饭碗（木质的）等其他用品均得到了保障。同时，按照“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发动和组织群众，禁鸦片、种粮食、兴水利、修道路、办学校、促商贸，开展生产自救，保障了军民的生产生活需要，为巩固和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坚强的后勤保障。同时，红四方面军在通江的两年多时间，建立了最完备的组织系统，为红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通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统计，当年23万通江儿女有4.8万人参加红军，他们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经过历次战斗，到新中国成立时，仅幸存4000多人，其中何政文、傅崇碧、陈彬等10人成长为共和国第一代将军。通江10万多群众参加了地方武装和支前组织，村村建有担架队、运输队和洗衣队，担负着提供给养、保卫后方、支援前线的繁重任务，全县共支援粮食5千万斤，牺牲群众万余人。同时，在红军撤离通江后，国民党军队和地主还乡团等反动武装，对参加红军和苏维埃的干部群众及其家属，施以了惨无人道的报复迫害，酷刑刑罚种类多达30余种，残忍程度前所未有，据中央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的部分调查统计，红军撤离后，通江县被杀害924人、吊打113人、霸产27户、烧房485间、夺妻55人。1951年8月，王维舟、余洪远率领中央南方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川陕分团在通江县王坪村隆重举行了祭拜川陕苏区烈士墓典礼，告慰红军英灵。

二、铸巴蜀忠魂谱抗日壮歌

（一）宣传抗战，鼓舞民众。“七七事变”后，通江人民通过报纸、电台、戏剧等形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动员全县人民支援抗战。1938年春，各界爱国人士组成了通江县抗日宣传委员会。1939年4月，成立了“通江县动员抗战话剧团”，中共地下党员肖仲鼎，以“发展实业、支援前线”为号召，办起纸厂、松烟厂、石墨厂，筹集抗日经费；平溪乡小学教员谌清藩主动请缨，在申请书上写道：“愤倭寇之俘虏，时深敌忾，自愿参军抗日，恳于录用”；春载乡名儒王松听到武汉失守愤怒地写道：“东洋鬼子太猖狂，胆敢横行侵我疆，大泄淫威开杀戒，恰同荼毒造祸殃，芦沟事变心坎痛，汉水流泪实可伤，只望中华神勇将，早收失地灭天狼”；通江中学组织了“暑期兵役宣传活动”，每区镇一个分队，讲解兵役法，学习军事知识，揭露日寇暴行，全县支援抗日的舆论家喻户晓，群众性抵制日货、游行示威等抗日民主运动空前高涨，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抗日救亡浪潮。

（二）踊跃参战，血洒疆场。抗战爆发后，5000多名通江儿女告别家乡，踏上征程，投身于战火纷飞的抗战前线，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殊死的搏斗。1937年8月底，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抽派数千名通江籍干部战士，在陕西三原编入八路军第129师等部，跟随刘伯承、徐向前驰骋华北抗日前线。后来许多人参加了平型关、五十里铺、阳明堡、神头岭、响堂铺等大小战役，大多经历过百团大战、反“扫荡”斗争。200余名知识青年加入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对日作战，大多长眠在异国他乡。据《通江县历史编年记》统计，通江县1938年至1945年的八年时间里，共入伍参加抗日有5287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3.2%，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中，通江籍将士阵亡人数就达2000余人。

（三）无私捐助，支援前线。在灾害连年、米珠薪桂的八年抗战中，通江人民同仇敌忾，节衣缩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最大限度地保证前线所需，共捐抗战经费150多万元，交售军粮46万余石，购买胜利同盟券币44万元，向“九·一八”节约建国储蓄会储蓄11万元。另外，捐募、护送出国壮丁费12万元，向前方将士献金7千元，捐募航空费71.61万元，捐慰劳前方将士费58万元，送慰劳品折价57万元。在众多捐钱捐物乃至“一县一机”（捐钱买飞机）活动中，通江人民常是倾其所有，以至十室九空，时任县长罗文杰病逝后，其家人也无钱安葬，后其妻向县署借款才使尸骨返乡。

（四）鼓励抗战，优待抗属。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通江县作出“抗战军人浴血杀敌，为国家民族争取最后胜利，亟应尊重、优待军人家属，应发动社会之力量，协同切实办理”“抗战官兵如确属困难者，其子女读书免收学籍各费；各项捐款免征，如无力耕种田地者应设法帮助；有死亡，各保可酬金慰劳”等加强优待抗属工作的决定。1942年8月，通江参议会召开第七次会议，拟发了“慰劳本县出征军人及家属电文”，以勉励军人努力作战。1944年12月，为对抗战军人家庭实行优待，县政府将全县积谷提拨五分之三作优待谷，计10295石，散发给各乡镇抗战家属。1945年1月8日，县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发给自愿从军青年36名人平稻谷五市石，共支180石。

三、展老区风采立建设新功

（一）抗美援朝，同仇敌忾保家卫国。1950年12月中旬开始，通江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暨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1951年3月上旬，县内抗美援朝运动进入“推广阶段”，共抽调县城学校师生及部分青年共77人，组成4个宣传队，走遍全县各场镇、乡村，进行抗美援朝宣传，春节前后，耍龙灯狮子的吉语及花鼓、金钱板、戏剧、拜年片等均以抗美援朝为内容。3月中旬，妇代会、人代会、宣传工作会、青代会等四个会议同时召开，会后再次组织了636人下乡进一步宣传抗美援朝，使县内抗美援朝运动进入“普及阶段”。通过宣传发动，全县各地相继开展爱国示威游行活动，参与人数达16万余人，并有近2000名通江儿女报名入伍，赴朝参战。各界人士代表大会（简称“各代会”）在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半年里，协助县政府发动爱国签名活动，签名者计数达全县总人口60%以上，写慰问志愿军信件4200余件；先后协助捐献“新川北号”“鲁迅号”“川北教工号”等战机，超额完成10.5亿元目标。

（二）外调粮食，倾力支援共济时艰。1960年至1961年，当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地军民两次口粮告急时，中央发出调粮紧急指示，要求各地立即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抢时间、抢任务，把一切能够调运的粮食尽快调出，以保证京、津、沪、辽之急需。1960年5月，通江奉命六个月内调出粮食4112万公斤，县人委立即成立了以县长王本琇为指挥长的调粮运输指挥部，各区亦相应成立了以区长为组长的粮食加工、集运领导小组。在“以粮为纲，先外后内，先上后下，服从整体，顾全大局”的原则下，各部门紧密配合，广泛发动群众，立即组织所有劳力，投入大加工、大集运，组织木船556只通宵达旦、日夜兼程赶运。省粮食局粮运二队、省钢铁运输公司等4个汽车队，济南军区汽车连等共200余辆汽车来县赶运调粮，有时还派南京军区车辆来通江突击运输。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通江人民在遭受严重旱灾，粮食大幅减产的情况下，为支援国家建设，勒紧腰带、顾全大局，1960年调粮3960万公斤，1961年调粮3297万公斤，有力支援了京、津、沪、辽的军需民用，开创了通江调粮史上的最高峰。

（三）襄渝铁路，西段会战攻坚克难。1970年，遵照省、地革委的统一部署，县革委组建“襄渝铁路西段会战通江民兵团”共3162人，进驻万源县参加襄渝铁路西段会战，总投工164.13万个工日。5月10日，通江民兵团先遣队280人上场设营，其余人员于6月到达万源县境内的水田、元滩、渔渡等公社，在60多华里的深山峡谷之中，承担起修建双（河）白（沙）公路老河口至东风坝段公路任务，历经8个月的战斗，共开挖土石方494621立方米，建造中小型石桥2座、大小涵洞23个，圆满完成了总长度为8756米的修路任务。1971年6月，通江民兵团奉命东进大巴山，承担扩、建、养护渔（渡）岔（河口）公路，开挖铁路正线施工的大拉沟，突击大巴山隧道的整体安装等繁重任务，民兵指战员先后战斗在“山脚入深潭，山峰插云间，山梁似刀口，石头硬又尖”的关公梁、老虎口、黑风口和“上看青天一线，下看激流险滩，两岸悬崖峭壁，出入十分困难”的黑水河、观音岩、鸡窝洞、一线天等天险难关，共养护、扩建渔岔公路35公里，开挖三线隧道41405立方米小拉沟，安装大巴山隧道内220多米的整体道床，顺利完成任务。1972年12月，通江民兵团全体指战员分批撤回通江，历时两年零七个月的襄渝铁路西段会战结束。襄渝会战，通江儿女以执着的追求，奋力谱写了“团结奋战，艰苦拼搏，抗灾抢险，无私奉献”的建设赞歌。（作者系中共通江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