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盛赞“驷马经验”

来源:方志四川日期:2023-04-21 11:33阅读量:389

1958年,四川省平昌县驷马公社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大搞“深耕密植”“少种高产放卫星”“大办钢铁”等“大跃进”运动。高指标、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笼罩着自然灾害频发的驷马公社,人民生活异常艰难。1959年,驷马公社在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下,小春几乎颗粒无收,大春减产五六成,人均产粮310斤,人均口粮不足100斤,公共食堂顿顿是野菜青水汤,社员家家都有水肿病人,座座新坟不时垒起。据统计,1959年,驷马公社水肿病788人,占总人口7.1%,死亡194人,饥饿和死亡时刻威胁着驷马人民。民谣说:“一无米,二无盐,山中野菜都采完。半把糖粉搅锅水,一夜床沿都爬断。”

1959年冬,以平昌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景碧(后任部长)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驷马后,立即走村串户,采取各种措施紧急抢救水肿病人,把许多濒临死亡的群众救治过来。工作组着手纠正“三高五风”,改善食堂伙食,组织生产自救,迅速扭转了局面。1959年底,驷马公社率先在全县建立起“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新生产体制,将原9个耕作区调整为9个大队88个生产队。1960年,驷马公社在“队为基础”的前提下,实行“四定”“三到”“一逗硬”(即:定生产作业组、定工分、定产量、定奖惩,落实责任到地、核算工分到田、投肥任务到人,逗硬评工记分),棉花生产实行奖售粮食政策,每超售皮棉2斤,奖售大米5斤。发展生猪采取“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当年全公社除足额完成国家征购粮食任务153万斤外,还先后三次向国家交售余粮共28.5万斤,公共食堂保证每天能吃上一顿米饭或白面馒头、两顿粗粮饭。

1961年,驷马公社粮、棉获得更大丰收,粮、棉产量创历史新高,粮食亩产520斤,皮棉亩产34斤,向国家交售余粮20万斤。1962年,粮食亩产748斤,皮棉亩产57斤,生猪养殖5765头,社员人均分得口粮489斤,向国家交售余粮24万斤,皮棉8000斤。从1959年底至1962年,三年时间内一年一个新台阶,在达县地区率先战胜了自然灾害和“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困难。

1962年8月,当工作组撤离驷马时,许多干部、群众联名向县委写信,强烈要求李景碧同志继续留在驷马工作。李景碧也主动向县委请求:“驷马人民需要我,就让我留下吧!”县委根据群众和李景碧同志本人意愿,同意他辞去县委组织部部长职务,转任驷马公社党委书记。由于当时农业科技含量和生产力水平都很低下,粮食亩产很难超过800斤,棉花亩产很难超过80斤,干部群众吃肉还是十分困难。公社党委几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1963年在农业战线上攻克“三八高地”奋斗目标(即粮食亩产800斤,皮棉亩产80斤,生猪年底圈存8000头)。

驷马公社为了对全社人民进行思想教育,结合农业“三个八”指标,与抗美援朝战斗英雄黄继光在朝鲜战场攻克“三八高地”事迹联系起来,制定1963年生产目标“三八高地”。为实现这一目标,公社党委每年对党员进行两次集训,每季度上一次党课,每月开一次党委会,每十天开一次党小组组织生活会。在群众方面,每月开展一次“队日活动”,即每月召开一次社员大会,总结上月各项工作,布置下月各项任务,公布收支账目和社员投肥投劳情况,表扬好人好事,兑现奖惩。在“队日活动”中,发动群众向队里提建议,向干部提意见,改进工作作风,正确处理粮、棉、油三者关系,采取“小春粮、油兼顾,大春粮、棉并举”措施,大力宣传多种经营“一大八多”的好处(即:对国家贡献大、集体收益多、社员收入多、奖售粮食多、奖售布匹多、奖售化肥多、奖售菜油多、奖售油饼多、奖售工业品多)。从1963年起,全社棉花种植5400亩以上,占总耕地面积35%左右,棉花收入占农业总收入比例由1962年的44%上升至1963年的57%。

公社、生产队都办起农民科技学校,每十天集中学习一天,请县农业局、县科委驻点干部和本地“土专家”讲课,推广农业科技,提高农民科学种田意识。公社成立农科队,以龙台大队二队为种子基地和实验基地,负责农业适用技术在全公社的示范和推广。各大队设“卫星队”(科研组),每个生产队都专设科研人员,开辟科技示范田,改老式耕作模式为科学种田。1963年,全公社普遍推行田改一季为两季,地改宽窄行套种,棉花种植改直播为方格育苗,施肥改重施透施为重施底肥,利用田边地角大种“满山青”(即碗豆、蚕豆、绿豆等杂粮)。这一年,仅“满山青”收获粮食41万斤,人均达到40斤。推广优良品种,水稻高杆改矮杆,矮稻普及面达95%;小麦改晚熟品种为早熟品种,推广“山农205”“51”小麦良种;棉花改良种“洞庭1号”“岱字棉”普及率达100%。

1963年,全公社掀起以农田水利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高潮,先后补修塘库68口,整修拦山堰180多条,新建小水电站1座,新建机械提灌站2处,治山、治水、治田、治土,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公社党委在全公社树立3个红旗大队、8个红旗生产队,定期组织现场参观,交流经验,开展劳动生产竞赛活动,掀起比、学、赶、帮、超热潮。社队干部蹲点劳动,脱鞋下田,以身示范;供销社为保障生产物资供给,送货下乡;信用社为保障资金送贷款到队;街道居民、学校师生送肥料到村;各行各业积极支援农业生产。而社员们白天、黑夜战斗在农业生产第一线。1963年,驷马公社党委带领全公社人民经过艰苦奋斗,胜利攻克“三八高地”,粮食平均亩产807斤,棉花平均亩产80.2斤,生猪年底圈存达到8995头。这一年,除全面完成国家征购、超购任务外,集体储备粮达到25万斤,公共积累现金超过14.4万元。

驷马公社攻克“三八高地”后,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黄角垭召开地委书记会议,时任达县地委书记李香山在会上作《关于平昌县驷马公社1963年占领粮食、棉花、生猪“三八高地”的报告》,介绍驷马先进事迹和生产经验;时任省委书记廖志高亲临驷马视察;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要求各地认真学习驷马经验,指示成都幻灯电影制片厂制作《巴山驷马红旗飘》宣传片,在整个西南地区发行,宣传驷马经验。《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多家媒体单位派出记者到驷马采访报道。

1964年,驷马虽遭受旱、涝、冷雹等多种自然灾害,但农业生产仍较1963年略有增产。1965年,驷马公社再次掀起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田地保灌面积达到95%。1965年、1966年,驷马公社农业生产均稳步增长,再创历史新高,社员人平分得现金108元以上

1964年3月8日,《四川日报》发表记者调查报告《驷马公社占领“三八高地”,夺得全面大丰收》并配发评论,全省范围内迅速掀起轰轰烈烈的“学严龙、赶驷马”热潮。1965年6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著名作家马识途带领中国科学院专家、学者到驷马的考察报告《哲学的解放》一文;8月,中共四川省委遵照党中央部署,将驷马公社的先进事迹和成功经验报送中央。国庆前夕,以《巴山驷马红旗飘》为题,在首都农业展览馆展厅展出,得到毛泽东、周恩来、谭震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充分肯定。驷马公社党委书记李景碧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应邀出席国庆招待会和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谭震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合影留念。

“驷马经验”成为当时全国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一面旗帜,对我国农村农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今天的驷马镇,一湾碧水赋能乡村振兴,是全国重点镇、全国液化天然气特色小镇、四川省乡村振兴先进镇、巴中市“三产融合”示范镇,中国美术大师罗中立创作的著名油画《父亲》原型地。今天的驷马镇找准新时代“角色定位”,广大干部群众只争朝夕,通过推动农文旅产业高度融合发展,让“驷马红旗”再度在巴山春风化雨中高高飘扬。

                          今日平昌县驷马镇父亲原乡记忆馆(蒲建宇 摄,图片来源:四川方志图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