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四川巴中县有过一次“王望山”“望王山”山名之争，缘由当时新修《巴中县志》。有人主张“王望山”说，有人主张“望王山”说，双方据理力争，最终以“望王山”说占上风，故1980年代编修、1994年6月由巴蜀书社出版的《巴中县志卷十九·文化·名胜》如此记载该山：“城北望王山，与县城一水之隔，三面峭壁如削，为城周至（制）高点。因李贤谪贬巴州，怀念先王，北望长安而得名。”此乃新修地方志首次将“王望山”更名“望王山”，至此“望王山”之名逐渐流传。巴中建地设市后，“望王山”名还用来做街道、路牌、公园名，成为规范使用名称。然而在民间，“王望山”名仍然有顽强的生命力，依旧在人们口头传播。表面上看，“王望山”“望王山”是山名之争，其实是一个“文化事件”——从中可以管窥当地人如何进行传统乡土历史文化重构。本文从“名”与“实”考察“王望山”名称由来与嬗变，探讨更名“望王山”动因及依据，旨在正本清源，厘清是非。

一、“王望山”之名首次出现于宋代文献

王望山本名北山，又名王蒙山，位于四川巴中市巴州区治北。南宋地理学家王象之称“巴州第一山”〔见《舆地纪胜卷第一百八十七·利东路·巴州·景物（下）》〕。

十余年前，笔者在一篇散文中写道：“在城北，王望山巍然屹立，孤峰突兀。因孤峭、傲岸，与周边的众山形成巨大反差。它鹤立鸡群、独占鳌头，俨然众山领袖，卓尔不凡。置身巴城，稍一抬头北望，进入视野的就是王望山。天清气朗时，在白云压迫下，它蔚秀而亘古”“在巴中，从来没有一座城市的生活与一座山峰如此靠近、联系得如此紧密。王望山与巴城唇齿相依，谁也离不开谁。换句话说，王望山是巴城的最高建筑，也是一些人心灵的建筑”（见《城北·王望山》，原载《巴中文史》2010年3期，《西部散文选刊》2011年1期转载）。按理说，在这种考证文章中引用如此带有个人主观色彩的抒情文字多少有些不妥，但考虑到部分读者对王望山地望并不了解，故迁就插入这些文字，便于他们更直观、感性地认知王望山。

查《华阳国志》《水经注》《隋书·地理志·清化郡》《〈括地志〉辑校·巴州·化城县》（原书佚，清人孙星衍等辑，今人贺次君辑校）、《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二十二《山南道三·兴元府》集州、巴州、壁州等九州内容阙，仅存目录）、《旧唐书·地理志·山南西道·巴州》《新唐书·地理志·山南道·巴州清化郡》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现存传世地理总志、专志及隋唐正史地理志，均无“王蒙山”“王望山”或“望王山”记载（《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因是残书传世，故不知巴州当时实情）。

人类发展进程中，人所置身的地理环境中的山、河等名称，一般会经历一个由俗至雅的变化过程，其间还免不了对地名的讹称。一山多名、新旧名共用现象各地比比皆是。北山——这种按地理方位命名、简单随便而带有原始印记的称谓是王望山最初的名称应该是无疑义与争议的。但它也有讹称的经历——北宋初年，被误名“黄牛山”。《太平寰宇记卷之一百三十九·山南西道七·巴州》“化城县”条：“化城县……以县南三里化城山为名。龙腹山、胡鼻山、黄牛山，以上三山皆在郡界……白马穴，《九州要记》云：‘即黄牛山，有穴，昔有白马奔出，故名。’”

两宋时期，化城县是利州路巴州首县，县城遗址在今巴中市巴州区东城街道办事处部分街区。化城山今名南龛坡（亦名南龛山），化城县因其命名。《九州要记》亦名《九州志》《九州记》，相传为西晋著作郎乐资撰，记政区沿革、山川地理、古迹民俗等，久佚。明代著名学者曹学佺在《蜀中广记卷二十五·名胜记第二十五川北道·保宁府（二）·巴州》“北龛”条引“《志》云：‘在北山一里，有白马泉。’《九州要记》云：‘即黄牛山，有穴，白马奔出，故名。’”从北山有白马泉、黄牛山有白马从洞穴奔出故名白马洞（泉）的角度去理解，将北山等同于黄牛山。至清代，《（雍正）四川通志卷三十三·山川·保宁府·巴州》亦沿袭此说：“王望山……岩腹间有龙洞，旧志即古黄牛山也，亦名北山。”乾隆年间，学者李元考证，《太平寰宇记》引《九州要记》所载“黄牛山”即王望山。他在《蜀水经卷之十四·巴水》中写道：“……巴江又南经王望山。（王望山）亦名黄牛山……《九州要记》曰：‘黄牛山有穴，白马奔出，因名白马泉。’”随后，《（嘉庆）四川通志卷十二·地舆·山川》“王望山”条照搬照抄《（雍正）四川通志》，依旧沿袭“黄牛山即王望山”之说。

“黄牛山即王望山”其实是曹学佺、李元等人的误解，亦是两宋时期文献之误载。

宋神宗熙宁末至元丰初年，王存等撰《元丰九域志》。该志卷八《利州路·巴州》“化城县”条记载化城山，不载“王蒙山”“王望山”，也无“北山”。北宋末年，欧阳忞撰《舆地广记》。该书卷三十二《利州路》巴州内容阙，有无“王望山”“王蒙山”“北山”记载，不详。

据现存传世文献看，“王望山”“王蒙山”出现在南宋中期成书的《舆地纪胜》中。该书卷第一百八十七《利东路·巴州·风俗影胜》引郡守杨概《王望山二亭记》“倚东楼而望栏楯之外，若与山相接，太守宜朝夕得游处于其上”句，“王望山”直接出现在时人游记标题中（《王望山二亭记》今佚），“二亭”即白云亭、驾鹤亭。

杨概，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任巴州知州，尝在巴州南龛题《大宋淳熙元年六月二十日，巴南守杨概值先考朝请忌日谨赞》诗〔见《（道光）巴州志·艺文志》〕。《舆地纪胜·巴州·景物（上）》“龙洞”条：“在王蒙山之岩腹间，有洞深不可测……”王蒙山即王望山别称。《舆地纪胜·巴州·景物（下）》“白云亭”条：“在蒙山。”蒙山即王蒙山之省写。又《景物（下）》“驾鹤亭”条：“在王望山。世言骑鹤上扬州，盖扬为天下第一，此山亦巴第一山也。”《舆地纪胜》编撰者王象之称王望山为巴州第一山。该书《巴州·古迹》还专门介绍王望山：

在江之北岸。自郡城绝江而登，山高二里许，岩径极险，占一郡之胜。相传云王真人得道于此。真人名蒙，故称王蒙山。旧记云：“唐元宗控白驴至此山，望见京阙，语曰此去京师不远，因改名曰王望山。”

《舆地纪胜》详细记载了王望山方位、海拔、形势，信息量大，内容丰富。由此可知，王望山原名王蒙山，是因王蒙在此山成仙得名；后改名王望山，是因唐元宗至此山望见京师长安得名。

唐元宗即唐玄宗李隆基。两宋时期，为避宋真宗创造的祖先赵玄朗名讳，“玄”改“真”“元”等字，多将“唐玄宗”写成“唐元宗”；清代，为避康熙帝玄烨名讳，亦将“唐玄宗”写成“唐元宗”。

王象之撰《舆地纪胜》，多引宋代以前地理总志和当时的地方志。巴州地方志——《清化前志》《清化续志》所载内容亦被他引用，有时注明出处，有时未注明。因《清化前志》《清化续志》佚，今人已不知他引用的材料到底是出自《前志》还是《续志》。《舆地纪胜·巴州·碑记》：“《清化前志》，教授刘甲编；《清化续志》，教授李钧编。”“教授”为当时学官名。“清化”即清化郡，巴州的古雅称谓——北魏延昌三年（514）于大谷郡北置巴州，隋大业三年（607）改巴州为清化郡；唐武德元年（618）曾改郡为州，天宝元年（742）又改州为郡，乾元元年（758）再改郡为州。唐代有二百七十四年间都叫州，可有十六年叫郡，故《新唐书·地理志》中一个地方往往有某州某郡两个名称。其实一州就是一郡，均指一个地方。两宋时期，“巴州清化郡”州郡名连用，加个郡名，只是延续以前建置而已，或者说设立郡名官员可以封爵使用；还有，州名加郡名仅仅是一地“古雅”的表征，并无实际意义。《清化前志》大约成书于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清化续志》成书时间不详，但二志成书时间均在《舆地纪胜》椠板前。由此推论，无论是“王蒙山”“蒙山”还是“王望山”，均出自巴州清化郡本地志书及“图经”的记载。

南宋末年，祝穆撰、其子祝洙增订的《方舆胜览》椠板。该书卷六十八《利州东路·巴州》“王望山”条：“在江之北岸。自郡城绝江而登，山高二里许，岩径极险，占一郡之胜。相传云王真人得道于此。真人名蒙，故名王蒙山。旧志云：‘唐元宗控白驴至此山，望见京阙，曰此去京师不远。故名。’”《方舆胜览》照搬照抄了《舆地纪胜》“王望山”条文字。

《舆地纪胜》所引“旧记”、《方舆胜览》所引“旧志”，即明代曹学佺《蜀中广记·名胜记·巴州》“北龛”条所谓的“《图经》”、清代李元《蜀水经·巴水》所谓的“州志”。《图经》具体指哪一部文献，今已无法查考。唐宋“图经”类文献众多，且绝大部分佚失。学者赵贞指出，《图经》通常包括地图和经文（文字说明）两部分内容，是描述“州郡地理”情况的专门著作。传世《图经》并不多见，其内容多散见于史志、类书及地理书中。就形式而言，往往是经存图亡，通常仅有州郡地理描述的说明文字，至于具体地图则亡佚不存。《图经》资料来源，既有前代史志文献的征引，也有古老相传的旧闻和神异、灵验故事，还有来自民间社会的搜求和采访。官修《图经》遵循一定的格式和体例，且在《图经》“旧本”的基础上，根据地方风土改移情况，不断进行地方志补充或续修，以便更好地反映州县地理方物变化。中央通过地方州县定期报送的《图经》，尽可能对天下诸道州府的民风政情与山川形势有所了解，进而为中央决策提供地理依据。唐代是《图经》地志之学长足发展的重要时期。《图经》的定期造送之制，在五代、北宋仍在继续。在《图经》定期编修与造送中，州县官员兼有纂修当地《图经》的职责，由此使得官修《图经》中以州县《图经》居多，其中州《图经》尤为普遍。基于州府官员三年或五年造送《图经》通例，唐代三百多州府中，每一州府都应编有《图经》。唐代的《图经》是以道、州（府）、县的行政区域为单位而进行编纂的，其中以州为单位编纂的《图经》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成效上，始终都居于主导和核心地位（见《论唐代〈图经〉的编修》，原载《史学史研究》2013年4期）。《蜀水经》所谓“州志”，即《清化前志》《清化续志》。从史料来源看，再次证明，南宋中后期地理总志《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在编撰过程中，广泛征引相关地方志及《图经》的事实。

元代地理总志《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卷中《四川等处行中书省、西蜀四川道廉访司·广元路·巴州·景致》“王望山”条，亦沿袭《舆地纪胜》引旧记“唐元宗控白驴至此山”记载，云：“唐元宗控白驴至此山，望见京阙曰：‘此去京师不远。’故名王望。”

地名雅化往往是将自然的地名赋予文化内涵，寄予文化诉求，一般少有将文化地名再赋予自然名称。“北山——王蒙山——王望山”，山名由简单的方位指代过渡到充满神秘色彩的神话传说，从俗到雅，赋予其宗教内容。同时，还将它误名“黄牛山”，讹传后世。

  二、北山·北龛·龙洞辨误

明代，《蜀中广记·名胜记》（《名胜记》即单独刊印行世的《蜀中名胜记》）记载巴州北龛时，将北龛与王望山再次混为一谈——据现存传世文献看，首次搞错的是《舆地纪胜》。《舆地纪胜·巴州·景物（上）》“龙洞”条：“在王蒙山之岩腹间，有洞深不可测……又杨羲仲《游龙洞记》谓：‘左曰东洞，门如镵凿，高几三百尺，耀若太仪之庭、兜率之宫。又百余步，则空穴开明，有琉璃洞及释迦像、石犬、石鸟，凡石之诡形怪状，莫不毕献。又六七里，适后山之根，右曰西洞，其奇怪亦亚于东洞。’”出错原因在于王象之错引杨羲仲《游龙洞记》。《游龙洞记》（原文佚）本是描写巴州城东东龛的龙洞，王象之却说龙洞“在王蒙山之岩腹间”。如果进一步深究的话，错出在《太平寰宇记》所引的《九州要记》。

《蜀中广记·名胜记》广泛征引前代多种文献，力图全面呈现四川各地历史文化的丰富性。然而，编撰者曹学佺对这些来自前代的各类文献并未细加考订，也不可能一一开展田野调查实证文献的信度，最终遴选可资利用的相关材料，不管真伪，结果书中错讹多多。《蜀中广记·名胜记·巴州》“北龛”条：“《志》云：‘在北山一里，有白马泉。’《九州要记》云：‘即黄牛山，有穴，白马奔出，故名。’《碑目》云：‘王望山，旧名北山。山半石壁隐出老君像，唐人为赋北山老君影迹诗。’《图经》云：‘王望，字子蒙。开元初，尝与玄宗遇，俗传为晋时人。旦跨白驴入长安市，暮复回。’《胜览》云：‘王望山，在江之北岸。自郡城绝江而登，山高二里许，岩径极险，占一郡之胜。相传王真人得道此山。真人名蒙，故名王蒙山。’旧志云；‘唐玄宗控白骡至此山，望见京阙，曰此去京师不远，故名王望。’志云：‘龙洞在王蒙山岩腹间。’杨羲仲《记》云：‘左曰东洞，门如镵凿，高几三百尺，耀若太仪之庭、兜率之宫。又百余步，则空穴开明，有琉璃洞及释迦像、石犬、石鸟，凡石之诡形怪状，莫不毕献。又六七里，适后山之根，右曰西洞，其奇怪亦亚于东洞。’杨虞仲《游王望山》诗云：‘白云环其巅，流水绕其趾。古木与云齐，偃蹇龙蛇似。飞仙渺何许，风驭难慕企。手种空流传，岁月尚谁记。化鹤空归来，其树还可指。仙凡隔咫尺，世人谬千里。丹灶空伏火，河车争挽水。学仙仙益远，槁死空山里。我欲问真诀，岂惮航一苇。便当捐冠簮，超然谢尘滓。仙人拍手笑，外物倘来尔。个中自昭昭，一点非非是。随缘了世缘，他年竟语子。’”〔“个中自昭昭，一点非非是；随缘了世缘，他年竟语子”，据《（道光）巴州志·艺文志·历代诗》补。杨虞仲，字少逸，眉州（今眉山）人，见《（道光）巴州志·杂纪志》。“杨羲仲《记》”即杨羲仲《游龙洞记》，“杨羲仲”疑为“杨虞仲”，《游龙洞记》《游王望山》疑似同一作者〕

曹学佺引《图经》《舆地纪胜》《方舆胜览》等文献将真人王蒙、唐玄宗李隆基再次附会于王望山，清康熙年间，引起著名学者顾祖禹质疑。顾氏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八·四川（三）·保宁府·巴州》中写道：“王望山，州北三里。岩径极险，为郡之胜。《志》云：‘山本名黄牛山。唐天宝中，有王望者字子蒙，隐于此，因改今名。亦名王蒙山。’又云：‘玄宗幸蜀，尝登此山，北望京阙，故名。’似误。”顾祖禹在爬梳文献时，保持着高度的清醒和警惕，对旧志附会“唐天宝中，有王望者字子蒙，隐于此”“玄宗幸蜀，尝登此山，北望京阙”于王望山深表怀疑，所以在引用旧志相关文字时，一并表明自己存疑的态度——“似误”，目的在于提醒读者。顾氏非四川人，对巴州的情况知之甚少，但他做学问求实求真的严谨作风令人敬佩！

《（雍正）四川通志·山川》“王望山”条依旧沿袭诸志：“在州北十里。江岸自州城绝江而登，山高二里，岩径极险，占一州之胜。相传有王真人得道于此。真人名蒙，故名王蒙山。唐玄宗尝至此望京阙，故又名王望……有东洞、西洞，又有王蒙堡。”

乾隆年间，李元对以上文献记载或转引真人王蒙居王望山、唐玄宗骑白驴至王望山望宫阙之事更是直接否定，《蜀水经·巴水》：“……按：《图经》谓晋仙人王望之所居，望字子濛，常骑白驴，朝入长安市，暮回汉昌。唐开元中，元宗幸蜀遇之。州志谓元宗控骡于此而望宫阙。夫元宗避难何得迂行至此？且此山又安得见京阙？志乘家之附会不通，往往如此。《图经》已属荒唐，州志更为悠谬。”然而《（嘉庆）四川通志》记载王望山时，仍沿袭旧志，照搬照抄了《（雍正）四川通志》的相关文字。

《蜀水经·巴水》：“……杨羲仲《记》曰：‘山有二洞，左曰东洞，门如镵凿，高几三百尺，耀若太仪之庭、兜率之宫。又百余步，则空穴开明，石犬、石马诡形怪状，莫不毕献。又六七里通后山之根，右曰西洞，其奇怪亦亚于东洞矣。’”此段引文出自《舆地纪胜·巴州·景物（上）》“龙洞”条，之前亦被《蜀中广记·名胜记》《（雍正）四川通志》引用，记载王蒙山“岩腹间有龙洞”，《九州要记》所载的“白马泉”在黄牛山，白马泉从龙洞流出，龙洞又在王蒙山“岩腹间”，黄牛山即王望山——从南宋之前的《九州要记》至清中期《（嘉庆）四川通志》，诸志一直都在偷梁换柱，误将北龛记载为王望山。

《蜀中广记·名胜记·巴州》“北龛”条引“《碑目》云：‘王望山，旧名北山。山半石壁隐出老君像，唐人为赋北山老君影迹诗’”，将“北龛”误认为在北山（王望山）。从地理方位上讲，北龛因在巴州城北，故名北龛，称“北山”亦可，但北山此前已约定俗成专指王望山了，就不宜再将北龛称北山。《碑目》即《舆地碑记目》，凡四卷，系《舆地纪胜》全书之局部。“山半石壁隐出老君像，唐人为赋北山老君影迹诗”，即指北龛唐宋以来的摩崖造像。《蜀中广记·名胜记·巴州》“北龛”条引“《志》云：‘在北山一里，有白马泉。’《九州要记》云：‘即黄牛山，有穴，白马奔出，故名’”，黄牛山应为王望山一侧的苏山（今名苏山坪）。北龛（即大北龛）位于苏山南麓台地之下，苏山南麓台地是苏山的一部分。单一观察北龛所在台地，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从任何角度看都不像一座山，称其为黄牛山，这种以偏概全的地名命名是否妥当，姑且不论，文献对其记载根本就不符合实际情况。直至道光年间，本地志书才指出这种流传已久错误。《（道光）巴州志·山川》“北龛山”条：“在巴江北岸苏山之麓，诸志皆以为即王望山，非也。两山并峙，中隔小溪，龛在山下，距州城五里，山势环江抱郭，居民相望，林木阴翳，故游者绝少。”针对《舆地纪胜》《蜀中广记·名胜记》《（雍正）四川通志》《蜀水经》等文献言“北山有白马泉”“北山即黄牛山，有穴，白马奔出”“龙洞在王蒙山岩腹间”，《（道光）巴州志》明确指出属于误记。该志卷一《地理志·山川》：“《名胜志》云‘左曰东洞，门如镵凿，高几三百尺，耀若太仪之庭、兜率之宫。又百余步，则空穴开明，有琉璃洞及释迦像、石犬、石马，凡石之诡形怪状，莫不毕献。又遵后山之右曰西洞，其奇怪不亚于东洞’，今并无此洞，疑即东龛之东洞误记也。”据宋人杨羲仲《游龙洞记》描述的情形分析，《游龙洞记》描写的龙洞在东龛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三、将唐太子李贤附会王望山始于清中期

清乾隆年间，巴州岁贡生文尚雅编撰《巴州志略》（写本）。

《巴州志略·山川》：“王望山在治北五里。唐章怀太子贤为武皇后废而徙此，尝登是山望宫阙，故名。”

《巴州志略》一改旧志“王真人得道于王蒙山”“唐元宗控白驴至王望山见京阙”传说，首次异想天开地将唐太子李贤附会于王望山，意在否定旧说，重新建构巴州乡土历史文化。

之后，《（嘉庆）四川通志》记载王望山驾鹤亭时，云“为章怀太子遗迹”。

《（道光）巴州志》卷一《地理志·山川》：“王望山亦名北山，又名王蒙山。《通志》云：‘在州北一里，江之北岸。自州城绝江而登，山高二里，岩径极险，占一州之胜。’旧志云：‘有王真人得道于此，真人名蒙，故名王蒙山。’《名胜志》云：‘王望字子蒙，开元初，尝与元宗遇，俗传为晋时人，旦骑白驴入长安市，暮复回山中。’一说‘唐元宗控白驴至此，以望京阙，曰此去京师不远，故名王望’。旧志又云‘唐章怀太子尝登此山，以望京阙，故名’，众说各异。上有玉皇观，建于国初；旧有驾鹤亭、白云亭，今俱废……又云‘山上有王蒙堡’，今亦弥望荆榛，无从寻觅矣。”

上揭“《通志》”即《（嘉庆）四川通志》〔该志相关条目沿袭《（雍正）四川通志》的记载〕，“旧志”当指《舆地纪胜》，“《名胜志》”即《蜀中广记·名胜记》，载“唐章怀太子尝登此山”的“旧志”即文尚雅乾隆末年编撰的《巴州志略》写本。王蒙堡即蒙山堡。《（雍正）四川通志卷四·关隘·保宁府》：“蒙山堡，在巴州北十里。”

唐太子李贤贬谪巴州，《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均有记载，但一些记载互相抵牾。甄别史料、对照相关记载，实乃一件费心费力之事。因《资治通鉴》编年体体例原因，李贤事迹分散于《唐纪》之中，比较零散，而《旧唐书》又被学界诟病错谬较多，故笔者择《新唐书》为据。

《新唐书卷八十一·列传六三宗诸子》记载，李贤字明允，唐高宗子，武后生。上元二年（675），皇太子李弘猝死，李贤继立太子。不久，唐高宗命李贤留守长安监国。李贤处理政务明确公允，为朝廷内外称赞。李贤还召集学者注释《后汉书》。李贤为太子期间，与武后关系紧张。当时，术士明崇俨深得唐高宗和武后信赖。明崇俨曾对武后说“太子不堪承继，英王（武后第三子李显）貌类太宗”，又言“相王（武后幼子李旦）相最贵”，李贤闻之深感厌恶、恐惧。时皇宫流言，说李贤不是武后亲生，而是武后姐姐韩国夫人与高宗的儿子，李贤闻之，疑虑重重。武后作《少阳政范》《孝子传》给李贤，暗示他不懂为人子、为太子之道，并多次书信斥责之，李贤愈发不安。调露元年（679），明崇俨被强盗所杀，武后怀疑是太子所为，暗中派人揭发太子阴谋，在东宫马房搜出数百具铠甲，作为李贤谋反凭证。高宗一向喜爱李贤，及时传赦诏，方免其一死。但武后却以“贤怀逆，大义灭亲，不可赦”为由，将李贤废为庶人，幽禁长安。开耀元年（681）十一月初八（见《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唐纪十八》）又将李贤流放巴州。嗣圣元年（684）高宗驾崩，中宗李显继位，但不久就被武后废黜，改立睿宗李旦，武后由此把持朝政。武后命左金吾卫将军丘神勣前往巴州搜查李贤住宅，防备李贤谋反。丘神勣在巴州将李贤囚禁别室，逼令自杀。李贤死时三十四岁（李贤死时，其年龄各史书记载不一），遗体埋巴州。闻李贤死讯，武则天在洛阳显福门举哀，并将丘神勣贬斥，但不久重获启用。神龙元年（705），唐中宗李显追赠李贤“司徒”衔，并派专人至巴州迎回李贤灵柩，以亲王身份陪葬乾陵（在今陕西乾县），自此巴州留下李贤衣冠冢。景云年间（710—711），唐睿宗李旦追认李贤皇太子身份，谥号“章怀”。李贤被逼迫自杀后，尸首埋巴州何处，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并未记载确切地点。《舆地纪胜·巴州·古迹》“唐章怀太子墓”条记载：“在城南一里。太子讳贤，高宗之子。招集诸儒注范晔《后汉书》。为武后所忌，徙巴州。没于巴州，瘗焉。”《蜀中广记·名胜记·巴州》记载：“有唐章怀太子墓。《志》云：‘在治南二里，高如一小阜。’”后来《（雍正）四川通志》《（嘉庆）四川通志》《（道光）保宁府志》均据此云“章怀太子墓在州南二里”，《（道光）巴州志》记载“墓在南龛山麓”。综合以上文献，章怀太子墓在巴州城南二里南龛山麓。唐中宗神龙元年李贤棺椁从巴州迁乾陵后，按常理，原墓地即日后衣冠冢所在地。王象之编撰《舆地纪胜》时，李贤已离世五百多年，王氏亦未注明资料出处，所用资料是否真实，是否是传说，李贤“墓（衣冠冢）在城南二里南龛山麓”之说令人生疑。

《（道光）巴州志·地理志·风俗》：“新正月九日，群集王望山烧香。”清代，王望山并无唐太子李贤祠庙，倒是有玉皇观、观音寺。道光十年（1830）初秋，巴州知州陆成本还在观音寺观音塑像两侧题联：“水月现金身，善解脱力；天花散妙缔，大显神通。”每年正月初九，州人群集王望山烧香，祭祀玉皇大帝；其他如观音会等宗教节日，信男善女登王望山烧香，是祭拜观音菩萨，凡此均与唐太子李贤无瓜葛。州人登山大多是烧香还愿，但也不排除极少数文人雅士登山发思古之幽情，产生各种联想。

《（道光）巴州志·建置志（下）·寺观》：“玉皇观在州北王望山顶，古名要羊观。旧有驾鹤亭、白云亭遗迹……旧台址尚存殿后。”玉皇观古名要羊观，此说有误。《舆地纪胜·巴州·景物（下）》“要羊观”条：“在化城县西四十五里凤谷山上。”凤谷山，今名西龛山，在巴州城西。“在化城县西四十五里”里程亦严重夸大，化城县治距离凤谷山最多也就五六里。《（道光）巴州志·地理志·山川》“王望山”条亦记载“上有玉皇观，建于国初”。玉皇观建于清初，毁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期间。

宋元明清时期，文学作品中“王望山”“北山”“北岩”出现频率也极高。据《（道光）巴州志·艺文志》统计相关诗歌，宋代有冯伯规《游北岩》、杨虞仲《游王望山》，元代有帖里绒实《北山访王真人仙迹题白云亭》及李越实同题诗，明代有万历初年巴州别驾（即通判）吴朝宗《暮春上巳日，偕传儿出，登王望山，效拨除之意，索笔和壁间韵二首》〔《（民国）巴中县志·古迹》收此诗题为《暮春登王望山和壁间韵》〕，清代有朱正蕃《登王望山》等。民国迄今，有关王望山的诗文就更多了，从略。

爬梳文献，笔者发现南宋至清乾隆前现存传世文献中，只有“北山”“王蒙山”“王望山”，并无“望王山”山名出现。就是乾隆末年成稿的《巴州志略》将唐太子李贤附会于王望山，之后本地《（嘉庆）巴州志稿》《（道光）巴州志》《（民国）巴中县志》也未更改山名。据现有文献看，“望王山”名最早出现于光绪元年（1875）巴州知州金凤洲《重作严公庙望江楼碑记》，《碑记》中有“吾知登斯楼者，见夫望王、插旗之耸峙”句，“望王”当为“望王山”，“插旗”乃指州城之东插旗山。民国诗文中，亦偶有“望王山”名出现。1980年代新修《巴中县志》时，“王望山”被改名“望王山”。

宋代以来，王望山先是因王望或王蒙（字子蒙）在此修道升天，随后又因唐玄宗入蜀至此望见京城长安而得名。前者以仙人名字给北山命名，后者以唐代帝王李隆基在此遥望京师命名。要渲染、营造清乾隆以来“唐章怀太子尝登此山，以望京阙”，当代“李贤谪贬巴州，怀念先王，北望长安”的历史，只能将流传了八百余年〔上限以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起，下限以公元1980年止〕的“王望山”更名“望王山”——唐太子李贤尝登此山，北望长安的宫室及父亲唐高宗，此乃更名“望王山”的缘故。这与“太子有德于巴，而以冤死，故民思念之不忘”〔见《（道光）巴州志·杂纪志》〕一脉相承的民间功利诉求、乡土认同动因密切相关，也表征了不同时代相同的价值取向。

1990年代初，原巴中县江北乡政府在该山建造简易公园，遂命名“望王山公园”，并撰《望王山公园序》。序文主题直接与“李贤谪贬巴州，怀念先王，北望长安”联系起来，并垂碑王望山腰。2012年8月，王望山建造运动公园。次年7月对外开放时，命名“巴中市望王山运动公园”，并在山门处立坊，额“望王山”三大字。《巴中市望王山运动公园简介》称：“据《巴州志》记载，因望王山位于巴中城城北，而名北山，山势陡峭，景色优美。又因真人王蒙得道于此，而名王蒙山。后因大唐章怀太子驻守巴州，常登山北望长安，而更名望王山。”作为庶人或“罪人”的李贤，流放巴州期间，《简介》称“驻守巴州”明显欠妥。建运动公园期间，山顶塑李贤像；亦有人作《望王山赋》，赋中有“秋风萧瑟，长思章贤太子，北望长安寄离情”句，“章怀太子”被写成“章贤太子”，明显系笔误。而山门入口《望王山运动公园线路导视图》说明文字称：“望王山，自古为巴中之奇观，巴蜀之名山也。巴中《通志》有云：‘在州北一里，江之北岸。自州城绝江而登，山高二里，岩径极险，占一州之胜’……”《导视图》说明文字将《（雍正）四川通志》或《（嘉庆）四川通志》误为“巴中《通志》”，巴中无《通志》，各省志才称“通志”，以别于府（厅）、州、县志。

余论

一直以来，有两种历史并存：一种是相对真实，按照人与事件发生样貌客观如实记录，信度高的历史，我们称之为“科学的历史”；一种是凭空杜撰捏造，或者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依附在某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而衍生出的历史，我们称之为“文化的历史”。这两种历史常常互相糅杂，有时是难以区分的。一个地方大量的乡土历史大多属于“文化的历史”。这种历史往往通过传说、记忆、口述的形式保留下来，代代相传，尽管一直误导，但一些人却信以为真。北山（王望山）住着晋时神仙王蒙，试问，晋代至唐宋之间有多少年？王蒙活了多少岁？这个传说或谣言不攻自破。但考虑到是仙道故事，无人与之较真罢了。唐玄宗骑白驴登王望山，北望看见遥远的京城长安亦是类似的故事，只增笑耳。“白云亭”“驾鹤亭”应该各地皆有，不独两宋时期的王望山。作为乡土景观建筑，“白云亭”“驾鹤亭”是因王蒙得道成仙的传说而修建，抑或先建而后附会王蒙得道成仙的传说，其动因也往往与当时王朝政治取向和社会价值取向密切相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两宋时期的多个皇帝崇尚道教，故当时的地理总志或地方志在记载各地名山大川时，少不了道教景观点缀、道教故事附会。故王蒙骑驴旦入长安暮归北山乃至得道成仙、唐玄宗在此望京阙，均可视为道教文化流行、风气使然编撰的神话故事。此风气影响后世久远，元代，时人还有《北山访王真人仙迹题白云亭》诗，证明当时王望山仍有白云亭；清代，王望山原白云亭或驾鹤亭遗址上还建有玉皇观，祭祀玉皇大帝。

神仙、帝王、著名历史人物是传统中国乡土重构首选人物。著名学者蓝勇先生指出，任何与之相关的传说或者故事一旦有了依附的载体，故事和传说的可信度就会增加，仿佛就像真的一样。这种“景观制造”再经过“地域泛化”和日积月累的“岁月沉淀”过程，表现为“地域泛化”过程烘托整体气氛，“岁月沉淀”过程就是增加其历史“厚重感”的过程，时间一久，这种作为文化的历史往往就会与真实的历史混淆，让后人真假难辨。人们在重构乡土历史时，也会根据不同时代的价值取向，按照国家、集体和个人来重构某段历史。在按当时的社会价值取向和个人或集体诉求重构乡土历史时，完全可能凭空编造历史，其中“景观附会”就是乡土历史重构的一个重要方式，“前贤信仰”的景观附会更是主要内容（见《从金牛道筹笔驿名实看中国传统“乡土历史重构”》，原载《中华文化论坛》2021年1期）。巴州除了有唐太子李贤的衣冠冢，明清以来，巴州人还建有章怀寺，并将一些地名改为“望京山”“太子读书台”等，虚构相关传说，附会其上。历史往往会被后人不断重构，不仅是在遥远的古代，就是当代亦如此。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在原巴中县枣林乡出现的一种供过往货车司机食的本地鱼，被南来北往的驾驶员美其名曰美“枣林鱼”。近年来，出于文旅振兴需要，亦硬生生地和唐太子李贤挂上钩，说“枣林鱼”的做法是唐太子李贤始创的。如果说两宋时期流传的王蒙、唐玄宗的故事是出于王朝政治需要建构的话，那么将唐太子李贤附会于王望山就直接与民间功利诉求、当地人乡土认同密切相关。强烈的乡土历史重构诉求，不同时期的人们也会按照自己的理解去重构历史事件。譬如“枣林鱼传说”，哪怕它是凭空臆想。

从北山—王蒙山—王望山—望王山名称嬗变来看，历史上，王望山经过三次乡土历史重建。第一次是北山—王蒙山，第二次是王蒙山—王望山。据现存传世文献记载看这三次乡土历史重建时间，第一次和第二次几乎同时，均在两宋时期。第三次是王望山—望王山，时间为清乾隆年间（1736—1795）至今。之所以将唐太子李贤附会于王望山，原因在于“人第知章怀太子徙巴州，而不知尚有纪王、悼王，亦徙巴州。盖章怀太子有德于巴，而以冤死，故民思念之不忘……”〔见《（道光）巴州志·杂纪志》〕窃以为，巴州人追怀唐太子李贤不仅仅是他“有德于巴”，还在于人们同情这个悲剧人物的不幸遭遇。李贤并非道德完美之人，立为皇太子后，“颇好声色，与户奴赵道生等狎昵，多赐之金帛，司议郎韦承庆上书谏，不听”（见《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唐纪十八》）。至于他“有德于巴”，“科学的历史”无一字记载，倒是“文化的历史”传说他流放巴州期间，课农植桑，发展生产；兴学读书，重视教化。其实这些都是一些人一厢情愿想当然。作为王朝政治斗争牺牲品、已然成为平民的李贤，尽管在长安见过大世面，尽管有才有能力，流放到穷乡僻壤的巴州，就是想有一番作为造福州民，他也没有这个胆量。作为“罪人”、庶民双重身份的李贤，地方官府对他的监管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他课农兴教，巴州刺史等地方官员情何以堪？作何想？既然地方官奉命要对其监管，说明他亦没有多少人身自由，更不可能在流放地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今天这儿走走，明天那儿逛逛。远离州城的与之有关的读书台（在今巴州区曾口镇）、望京山（在今平昌县望京镇）、章怀山（在今巴中市恩阳区茶坝镇）无非就是明清以来人们的“景观附会”。民间传说是传统乡土历史重建的重要手段之一。人们以李贤的“太子”身份重建地方乡土历史的同时，也借助历史名人美化了乡邦。

征引文献：

1、《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2003年

2、《资治通鉴》〔宋〕司马光编纂岳麓书社1990年

3、《太平寰宇记》〔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

4、《舆地纪胜》〔宋〕王象之编〔清〕岑镕岑淦岑长生校刊道光二十九年惧盈斋刻本（据文选楼所存影宋抄本）

5、《方舆胜览》〔宋〕祝穆撰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3年

6、《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元〕刘应李原编詹友谅改编郭声波整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

7、《蜀中广记》〔明〕曹学佺撰杨世文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8、《读史方舆纪要》〔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5年

9、《（雍正）四川通志》〔清〕黄廷桂修张晋生等纂收《四川历代方志集成》第四辑第一至三册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影印本

10、《蜀水经》〔清〕李元撰巴蜀书社1985年影印本

11、《（嘉庆）四川通志》〔清〕常明杨芳灿等纂修巴蜀书社1984年影印本

12、《（乾隆）巴州志略》〔清〕文尚雅撰收《故宫珍本丛刊·四川府州县志》第十六册故宫博物院编海南出版社2001年影印本

13、《（道光）巴州志》〔清〕朱锡谷修陈一津纂道光癸巳年刻本

14、《（民国）巴中县志》张仲孝等修马文灿等纂余震等续纂收《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丛书”第六十二册巴蜀书社1992年影印本

15、《巴中县志》四川省巴中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巴蜀书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