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炜璋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发展壮大川北民军。首先是整顿军纪，使川北民军严格区别于军阀队伍。规定不准抢人，若有违犯，“大事（五元以上）一炮（枪毙），小事(五元以下)一吊(吊打)”。其次是解决供给问题。在水田坪、桃园寺设卡收税，向当地绅粮大户募集，规定“凡交本部军粮者可免交政府军款”，直接与军阀政府对抗，受到群众及中小地主的拥护。生活物资平均分配，军官不得特殊化。再次是采用多种办法壮大发展队伍：一是以“袍哥”关系联络军阀部队和场镇的“大爷”、“舵把子”。1932年9月，副官处长梁宪之前往五郎庙、罗家坝招收了200多人。二是对不便去桃园的团总、退伍军官委以旅、团、营长职，挑起地方势力对军阀不满，进而达到控制部分地方武装的目的。三是利用“边防司令”这一头衔，张贴布告招募，宣传国难当头，号召青年参军。寨坡许传海等10余名青年，在南江县上两乡看到布告，便一起前往参加川北民军。还派人到南部等任炜璋有影响的地区招募。四是打击王三春等大股土匪，改造收编其残部。通过上述措施，到1932年12月，川北民军发展到1600余人，其中行伍出身的军人占20%，穷苦农民约占30%，青年学生约占10%，流氓无产者约占20%，收编士匪约占20%，新编了第四大队。整个部队按司令部，一、二、三、四大队和敌察队序列组成。司令：任炜璋，副司令：谭席贞，参谋长：李载溥，副官处长：梁宪之。一大队长：张紫光，二大队长：周正志，三大队长：喻家林，四大队长：罗云亭 (南江县人) ，敌察队长：岳庭奎(广元人)，后陈贡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