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苏区战时医疗初探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2年第6期

冉富

战时医疗保障，是保存革命力量的重要保证。川陕苏区军民以“应对战争、争取生存”为中心，发扬自力更生精神，排难创新医护手段，建立全域覆盖医护网络，为川陕苏区的巩固和扩大作出重要贡献。

医疗形势十分紧迫

红军在川陕苏区战斗的两年多里，由于敌人连续的军事围剿和严厉的经济封锁，战时医疗保障形势不容乐观。

伤病员数量多。川陕苏区24县市共有32万余人参军，英勇捐躯的烈士达7万余人，仅安葬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的就有25048人。据李天焕回忆：“每次战役与战斗，虽然敌人伤亡超过我们，但我们的伤亡也是很大的，仅263团从入川起到威州时止，经过18次战斗，毙伤敌人7300人，自身伤亡1500余人，小的班排战斗伤亡还未统计在内。”

缺医少药。从1932年10月开始战略转移以来，红军长时间流动作战，药品极度匮乏，而伤病员成百上千不断增加，医院没有固定住所，只能一边救治，一边随大部队强行军。据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女护士史群英回忆：一次她不小心把一瓶当时十分贵重的磺碘（消炎药）打破了，保卫局误以为她是在搞破坏，便立即把她关起来，并决定第二天将她处死。后红30军政治部张主任探明原委，她才洗清“罪名”。

医疗地位战略高度

千里转战中，红四方面军深感战时医疗的重要，因此在川陕苏区的创建、巩固、扩大过程中，坚持把医疗卫生工作放在“应对战争、争取生存”的战略高度，紧锣密鼓抓紧抓实。

建立战时医疗机构。1932年12月21日，红军抵达四川通江县泥溪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研究何去何从的战略会议上，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野战医院和红10师医院为基础，组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医院（又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建立红军入川后的第一个军级医疗机构。

颁布战时医疗条例。1933年8月31日，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通过并发布第一批法规性的条例15个，其中第14个就是《医务条例》，要求“各部特别注意研究与执行”，以法规的形式确定战时医疗卫生工作原则、规程等，使部队战时医疗卫生工作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

部署医疗卫生工作。1933年8月11日至13日，红四方面军军史上的第一次医务工作会议在新场坝举行。会议总结过去医务工作中的6个缺点，强调加强组织领导、物资储备管理、医疗职责分工、健全医疗队伍、团结争取旧的技术人员和培养新的技术人员，及伤病员的管理和思想教育等问题，以实现“为战争服务，为苏区建设服务”之目的。

医疗机构全域覆盖

面对严峻的战时医疗形势，苏区党政军迅速建立以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为中心的覆盖全域的战时医疗机构，确保战争推进到哪里，医护工作就跟进到哪里。

后方中心医疗机构——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作为战时医疗中心，承担着各分、军、师医院和工农医院转送来的伤病员救治任务。几经搬迁，1934年初迁至通江县沙溪镇王坪村，此时的总医院规模最大、机构最齐全。总医院下设政治部、医务部、总务处三大机构和红色卫生学校。政治部主管一切行政事务；医务部主管医疗业务，下设中医部、西医部、药房、院部医务所、卫生大队、看护营等；总务处主管后勤保障，下设卫生材料股、制药厂、担架队等；红色卫生学校主要培养医务看护人员。总医院平时收治伤病员3000余人，战时多达5000人以上，所有伤病员编为14个连，其中1个重伤连、1个干部伤员连、1个休养连，9个轻伤连和2个病员连。

前方野战医疗机构——分医院。为就近及时收治从前线各军医院后送的伤病员，总医院在各军的驻地附近，陆续建立野战性质的分医院。据丁世芳回忆：1933年8月，总医院下设的分医院已增加到7个，各军、师、团都组建起正规的医疗机构，团设医务所，营、连配卫生员。分医院由总医院统一领导和管理，医护人员、设备和药物器械均由总医院统一调配。分医院的组织状况与总医院基本相似，一般能接收伤病员七八百人，也有超过二三千人的时候。

战场医疗救护机构——军、师、团医院（医务所）。1933年8月，原各师医院扩编为军医院，原各团医务所扩编为师医院，建成5个军医院、15个师医院和44个团医务所。军医院大体上与总医院类似，设政治、医务、总务三个大部门，但分工略粗，人员也少得多，主要医护人员由总医院统一调配。师医院的机构设置类似军医院，只是人员编制少一些，医护人员由军医院统一调配。一般情况下，每所医院的工作人员加上伤病员，军医院为400—600人（红33军只有200人左右），师医院为200—400人，团卫生所为100人左右。其中，为了从前线加速转运的需要，担架队的编制很大，占各单位直属分队人员的1/3以上。军、师医院的分布流动性较大，同一医院有多处驻地。

医疗物资多措并举

缴获补充。战争中缴获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是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获取药品的主要来源。每次大的战斗，攻占一个城镇，总要缴获部分物品，如西药、枪弹、被服、食盐。在反“三路围攻”和“六路围攻”中，红四方面军缴获的药品很多。除此之外，红四方面军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没收了大量药品药材，统一交给总医院调配使用。

外购内收。到“白区”购买是药品补充的重要来源。中共川陕省委、省苏维埃人民政府委托中共陕南特委在陕西大量购买药材，或从陕南国民党孙蔚如部购买医疗器械和药品，经“红色交通线”运送至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此外，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派人化装成商人，到万县、重庆、达县、南充等“白区”购买大量器械和药品。同时，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指示苏区各经济公社和贫民合作社大量收购中草药或西药运送到总医院，镇巴、万源、宣汉、达县等地收购的运到通江县城，南充、巴中、南江等地收购的运到毛浴镇、瓦室铺和苦草坝一带。

自主生产。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中医部、西医部建立了制药机构，自制了大批中西药品。西医部从鸦片中提取出吗啡，镇痛效果良好；把漂白粉和白酒混合蒸馏，制成名为“哥乐方”的麻醉剂，用盐开水代替消毒药；没有止血药物，就用浓碘酒，或用纱布带子捆扎伤口等办法压迫止血。中医部将中草药烘干舂成药粉，制成药丸，能够起到与特效西药同样的效果。敷料紧缺时，曾将青苔和南瓜瓤晒干做敷料。1933年春末，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自制的药品有盐化钙注射液、葡萄糖注射液和由鸦片制作的阿片酊、救急水、阿片末及复方樟脑酊、远志酊、陈皮酊、复方豆蔻酊、碘化钾液、碘酊和大黄浸剂、大黄散、碳酸钙等20多种，堪称全军之最。同时，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成立了60多人的采药队，带着《本草纲目》上山，照图采药，请老中医鉴定或自己试验后大量采挖，采集了杜仲、天麻、川芎、当归、三颗针等200多种药材，用于救治红军伤病员。

自制器材。医疗器械缺乏，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总工厂的铁工利用废旧钢铁、铜器、铜钱打造换药镊子、脓盘、受水器、消毒碗；利用银币、首饰等打造探针（消息子）与耳鼻镜等；以旧煤油桶、铁皮制作了部分清毒盘、吊桶、污物箱等用具，利用竹、木制作压舌板、休木；没有透视设备，就用铁制或竹制的探针寻探，解决了医疗器械缺乏的燃眉之急。

医疗队伍不断壮大

培训红色医护人员。1933年夏，成立“红色卫生学校”，定期公开招收人员进校学习，每期3个月，40人，分为中医班和西医班，学习生理学、解剖学，还有急救法、传染病预防法等。同时各军师也成立了卫生人员训练班，先后开办护士学校、红色医官训练班、中医训练班等，培训医护人员2000余人，充实到红军医疗队伍。红31军91师的卫生人员最多，1933年底达到100多人。

聘请当地医生。制定《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优待专门人才暂行条例》，吸引大量当地的医护人员为红军治病。从通江、南江、巴中、仪陇等县聘请老中医96名，调动学员60人。年过六旬的当地名中医杨成元行医30多年，在优待政策的吸引下投身救治红军将士的行列。

大胆使用“白军”医官。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大胆启用了一批起义的和被俘的国民党军队的医官，以缓解西医极少的矛盾。1933年7月，从杨虎城部来的医官谢南生、李开连、伍会元，分别在总医院和新场分医院任医务主任。被俘川军医官蒲文荣等，后来也成了红军医院的骨干。

提高医务人员待遇。无论是外聘、投诚或被俘的医生，在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上均与红军医生同等对待，凡有专长的中西医医生，均称为医官，级别相当于连级。名中医杨成元担任相当于副师级的中医部副主任，被俘的川军名医向桂林被提升为红33军医院院长。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对医生的经济待遇特别优厚，杨贯英最初每月工资160元，钱多了用不出去，主动申请改为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