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四川省平昌县驷马公社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大搞“深耕密植”“少种高产放卫星”“大办钢铁”等“大跃进”运动。高指标、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笼罩着自然灾害频发的驷马公社，人民生活异常艰难。1959年，驷马公社在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下，小春几乎颗粒无收，大春减产五六成，人均产粮310斤，人均口粮不足100斤，公共食堂顿顿是野菜青水汤，社员家家都有水肿病人，座座新坟不时垒起。据统计，1959年，驷马公社水肿病788人，占总人口7.1%，死亡194人，饥饿和死亡时刻威胁着驷马人民。民谣说：“一无米，二无盐，山中野菜都采完。半把糖粉搅锅水，一夜床沿都爬断。”

1959年冬，以平昌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景碧（后任部长）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驷马后，立即走村串户，采取各种措施紧急抢救水肿病人，把许多濒临死亡的群众救治过来。工作组着手纠正“三高五风”，改善食堂伙食，组织生产自救，迅速扭转了局面。1959年底，驷马公社率先在全县建立起“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新生产体制，将原9个耕作区调整为9个大队88个生产队。1960年，驷马公社在“队为基础”的前提下，实行“四定”“三到”“一逗硬”（即：定生产作业组、定工分、定产量、定奖惩，落实责任到地、核算工分到田、投肥任务到人，逗硬评工记分），棉花生产实行奖售粮食政策，每超售皮棉2斤，奖售大米5斤。发展生猪采取“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当年全公社除足额完成国家征购粮食任务153万斤外，还先后三次向国家交售余粮共28.5万斤，公共食堂保证每天能吃上一顿米饭或白面馒头、两顿粗粮饭。

1961年，驷马公社粮、棉获得更大丰收，粮、棉产量创历史新高，粮食亩产520斤，皮棉亩产34斤，向国家交售余粮20万斤。1962年，粮食亩产748斤，皮棉亩产57斤，生猪养殖5765头，社员人均分得口粮489斤，向国家交售余粮24万斤，皮棉8000斤。从1959年底至1962年，三年时间内一年一个新台阶，在达县地区率先战胜了自然灾害和“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困难。

1962年8月，当工作组撤离驷马时，许多干部、群众联名向县委写信，强烈要求李景碧同志继续留在驷马工作。李景碧也主动向县委请求：“驷马人民需要我，就让我留下吧！”县委根据群众和李景碧同志本人意愿，同意他辞去县委组织部部长职务，转任驷马公社党委书记。由于当时农业科技含量和生产力水平都很低下，粮食亩产很难超过800斤，棉花亩产很难超过80斤，干部群众吃肉还是十分困难。公社党委几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1963年在农业战线上攻克“三八高地”奋斗目标（即粮食亩产800斤，皮棉亩产80斤，生猪年底圈存8000头）。

驷马公社为了对全社人民进行思想教育，结合农业“三个八”指标，与抗美援朝战斗英雄黄继光在朝鲜战场攻克“三八高地”事迹联系起来，制定1963年生产目标“三八高地”。为实现这一目标，公社党委每年对党员进行两次集训，每季度上一次党课，每月开一次党委会，每十天开一次党小组组织生活会。在群众方面，每月开展一次“队日活动”，即每月召开一次社员大会，总结上月各项工作，布置下月各项任务，公布收支账目和社员投肥投劳情况，表扬好人好事，兑现奖惩。在“队日活动”中，发动群众向队里提建议，向干部提意见，改进工作作风，正确处理粮、棉、油三者关系，采取“小春粮、油兼顾，大春粮、棉并举”措施，大力宣传多种经营“一大八多”的好处（即：对国家贡献大、集体收益多、社员收入多、奖售粮食多、奖售布匹多、奖售化肥多、奖售菜油多、奖售油饼多、奖售工业品多）。从1963年起，全社棉花种植5400亩以上，占总耕地面积35%左右，棉花收入占农业总收入比例由1962年的44%上升至1963年的57%。

公社、生产队都办起农民科技学校，每十天集中学习一天，请县农业局、县科委驻点干部和本地“土专家”讲课，推广农业科技，提高农民科学种田意识。公社成立农科队，以龙台大队二队为种子基地和实验基地，负责农业适用技术在全公社的示范和推广。各大队设“卫星队”（科研组），每个生产队都专设科研人员，开辟科技示范田，改老式耕作模式为科学种田。1963年，全公社普遍推行田改一季为两季，地改宽窄行套种，棉花种植改直播为方格育苗，施肥改重施透施为重施底肥，利用田边地角大种“满山青”（即碗豆、蚕豆、绿豆等杂粮）。这一年，仅“满山青”收获粮食41万斤，人均达到40斤。推广优良品种，水稻高杆改矮杆，矮稻普及面达95%；小麦改晚熟品种为早熟品种，推广“山农205”“51”小麦良种；棉花改良种“洞庭1号”“岱字棉”普及率达100%。

1963年，全公社掀起以农田水利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高潮，先后补修塘库68口，整修拦山堰180多条，新建小水电站1座，新建机械提灌站2处，治山、治水、治田、治土，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公社党委在全公社树立3个红旗大队、8个红旗生产队，定期组织现场参观，交流经验，开展劳动生产竞赛活动，掀起比、学、赶、帮、超热潮。社队干部蹲点劳动，脱鞋下田，以身示范；供销社为保障生产物资供给，送货下乡；信用社为保障资金送贷款到队；街道居民、学校师生送肥料到村；各行各业积极支援农业生产。而社员们白天、黑夜战斗在农业生产第一线。1963年，驷马公社党委带领全公社人民经过艰苦奋斗，胜利攻克“三八高地”，粮食平均亩产807斤，棉花平均亩产80.2斤，生猪年底圈存达到8995头。这一年，除全面完成国家征购、超购任务外，集体储备粮达到25万斤，公共积累现金超过14.4万元。

驷马公社攻克“三八高地”后，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黄角垭召开地委书记会议，时任达县地委书记李香山在会上作《关于平昌县驷马公社1963年占领粮食、棉花、生猪“三八高地”的报告》，介绍驷马先进事迹和生产经验；时任省委书记廖志高亲临驷马视察；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要求各地认真学习驷马经验，指示成都幻灯电影制片厂制作《巴山驷马红旗飘》宣传片，在整个西南地区发行，宣传驷马经验。《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多家媒体单位派出记者到驷马采访报道。

1964年，驷马虽遭受旱、涝、冷雹等多种自然灾害，但农业生产仍较1963年略有增产。1965年，驷马公社再次掀起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田地保灌面积达到95%。1965年、1966年，驷马公社农业生产均稳步增长，再创历史新高，社员人平分得现金108元以上

1964年3月8日，《四川日报》发表记者调查报告《驷马公社占领“三八高地”，夺得全面大丰收》并配发评论，全省范围内迅速掀起轰轰烈烈的“学严龙、赶驷马”热潮。1965年6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著名作家马识途带领中国科学院专家、学者到驷马的考察报告《哲学的解放》一文；8月，中共四川省委遵照党中央部署，将驷马公社的先进事迹和成功经验报送中央。国庆前夕，以《巴山驷马红旗飘》为题，在首都农业展览馆展厅展出，得到毛泽东、周恩来、谭震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充分肯定。驷马公社党委书记李景碧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应邀出席国庆招待会和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谭震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合影留念。

“驷马经验”成为当时全国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一面旗帜，对我国农村农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今天的驷马镇，一湾碧水赋能乡村振兴，是全国重点镇、全国液化天然气特色小镇、四川省乡村振兴先进镇、巴中市“三产融合”示范镇，中国美术大师罗中立创作的著名油画《父亲》原型地。今天的驷马镇找准新时代“角色定位”，广大干部群众只争朝夕，通过推动农文旅产业高度融合发展，让“驷马红旗”再度在巴山春风化雨中高高飘扬。

                          今日平昌县驷马镇父亲原乡记忆馆（蒲建宇 摄，图片来源：四川方志图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