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巴中地方组织早期的革命活动

——马克思主义在通南巴地区的传播

中共巴中市委党史办公室课题组

巴中是一片红色的土地，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红军入川，这一时期,为田颂尧防区，属嘉陵道，称通南巴；田颂尧与官府、土匪相互勾结，残害百姓，加上自然灾害，更是民不聊生，巴中处处蕴藏着人民反抗的革命火种。巴中地方党组织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开展活动，贯彻执行党的斗争策略，进行隐蔽斗争，积极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壮大革命力量，星星之火逐渐发展成为燎原之势。巴中早期的先进分子、共青团员和共产党人，发动学生、农民、工人和士兵对敌人开展了长期斗争，直接打击了田颂尧的反动统治,在巴中历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中国共产党巴中地方党组织早期的活动，对巴中此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巴中知识分子的觉醒

近代以来，巴中历次武装斗争，均因没有政党的领导而失败，人民群众在斗争中认识到，只有反抗，才有出路，只有斗争，才能胜利。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以刘伯坚为代表的巴中先进知识分子，高举马列主义伟大旗帜，进行革命宣传，启迪民众觉醒，在巴中播撒了革命的种子。

（一）先进知识分子寻求革命真理。辛亥革命后，巴中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怀着拯救民族、振兴中华的志向，跋山涉水，漂洋过海，外出读书留学，寻求救国良方。一批先进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把革命真理传回家乡。巴中县的赖虚实、邱台荪、巩晋孚等，回乡后传播五四精神，支持开展新文化运动，进行启蒙教育，巴中人民逐渐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盼望翻身得解放。巴中中学校长赖虚实给学生讲五四运动实况，将五四精神传给学生。毕业于成都高师的刘正东，回巴中担任巴城第一高小校长，他鼓励青年学生走革命道路。晏阳初心怀“教育救国”的抱负，致力于解决国民“愚、穷、私、弱”的问题。巩晋孚实业救国，邱苔荪发展文教事业，给家乡带来新变化。通江县的邓天壁、周炳文、张荣策、刘拱辰等宣传“读书救国”，推行改革教育，倡导办新学，在家乡传播新知识、新文化；国军团长刘哲开辟诺江公园时，采纳了通中教师邱道康、刘秩平的建议，在公园内建造了一座以国际“五一”劳动节命名的五一村，开始传播马列主义。南江县的郭汝芬、万敬修、刘仲宣等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向家乡传播五四精神。万敬修于1922年在校期间入团，后到通江工作，1925年在成都转党，为南江最早的中共党员，为了革命事业，辗转于全川各地。巴中中学成立学生自治会，编印《快邮代电》，传播革命思想，积极开展“民主”“科学”活动，推动巴城学运的发展。李元述、王熬溪等在外向家乡写信，介绍中国革命形势，把《湘江评论》《朝曦》等进步书刊寄给母校——巴中中学，宣传马列主义，向青年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在外的有志青年，不断向家乡传播新思想，极大地鼓舞了巴中人民的斗志。大革命时期，张子完、岳山、赵彬等青年赴黄埔军校读书；在渝读书的巴中籍学生林端甫、洪树铭、曹炎初等人，联络就读达县、巴中县城的学生，参加“劳动互助会”“四川平民学社”，接触马克思主义，探寻革命真理，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二）刘伯坚传播马列主义。刘伯坚是巴中革命先驱，为巴中传播马列主义第一人。他早年参加五四运动的宣传和组建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活动，于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为巴中最早的党员，曾任旅欧党总支书记。他从法国写信给巴中亲友说：“欲使祖国富强，当从世界改革史中求之。”他以各种方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唤醒巴中有志之士革命，青年学生深受影响；后赴苏联留学，任旅莫党支部书记，由于工作出色，他被誉为“党内驻苏大使”；在给家人写信说：“我到了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国家。”并向家乡亲朋介绍党的主张，传播列宁主义，在巴中点燃了革命圣火。刘伯坚于1926年回国参加北伐战争，寄书信给家乡，宣传北伐战争的意义，把《北伐歌曲》传入江口，在学校普遍教唱，一批青年学生受此影响，参加了北伐。其后，他继续向家乡传播马列主义；1935年3月，刘伯坚被捕后在狱中赋诗《带镣行》《狱中月夜》，不久英勇就义；他对巴中青年产生了一定影响，巴中人民逐步觉醒。恩阳青年胡大才赴欧洲勤工俭学期间，先加入国民党，后加入共青团，1925年又转为中共党员，后赴苏联学习，向家乡传播新思想，与刘伯坚作为指定及旁听代表参加了党的六大。

（三）苟寿南宣传革命思想。苟寿南是巴中早期的革命活动家。他在上海购药时，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从而萌生了革命念头。返川途中所见所感，更让他懂得只有投身革命，打倒军阀，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回乡后，他在巴中中学贴出了“反对军阀”“反对苛捐杂税”等标语，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为避免被抓捕，1924年春，苟寿南以购药为名赴渝。此时，重庆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他从中备受鼓舞，先参加国民党，后经吴玉章介绍加入共产党；1926年冬，重庆地委派遣吴世敏随苟寿南一起回巴中，开办“活仁药房”，作为地下联络站，党员吴世敏对外称“药剂员”，实则携手开展工作，自此，“活仁药房”担负起双重任务，为民治病和从事党的工作。苟寿南以行医和卖药为掩护，进行地下活动，被誉为红色医生。为了更好地引导学生，开展革命宣传，他与赖虚实取得联系，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和到巴中的任务，被聘任为体育教官，利用上课之便，宣讲革命道理。与国民党左派党员张诗洲等在巴城成立“辅仁书社”，推售《共产党宣言》《创造》《语丝》等进步书刊，宣传革命思想，结识有志青年，研究马列主义，进行革命活动，秘密开展斗争；苟寿南介绍姚希夷到达县聆听陈毅就文艺与民主政治问题所作的演讲，在陈毅的支持下，姚希夷等进步学生秘密成立“革命文学会”。

二、巴中革命运动的兴起

大革命后期，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直接推动了巴中革命运动的兴起。党在巴中开展了地下活动，组织领导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历时半年之久，群众运动虽遭到反动派的镇压，但在人民心中播下了革命火种，为巴中以后建立党团组织作了准备。

（一）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1926年冬，杨闇公派许湘舲回巴中筹办国民党左派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活动，终因地主豪绅相勾结以及许湘舲的软弱而未能成立。在北伐战争的影响下，以及赖虚实、刘正东的支持下，为反对军阀的苛捐杂税，从1926年秋至1928年冬，巴城爆发了三次学生运动：第一次是反对“寓禁于征”，砸烂禁烟查缉局，驱逐局长董长安；第二次是阻止籍团扩军，反对百万大派款，摧垮联团办事处；第三次是反对毫厘归分，学生怒烧廒册，废除毫厘归分。赖虚实主张“信科学、反迷信”，学生深受教育，为了破除封建迷信，学生自发组织起来发动侵犯神权运动，把巴城的泥塑木雕神像打得稀烂。同时，通江中学进步师生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促进了马列主义的传播，革命宣传从文教界逐步走向全社会，在传播过程中既有刻意灌输，又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批青年志士深受影响，投身革命洪流。

（二）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1924年夏，通江唱歌乡青年王朝堂把300多饥民领到县衙门口，要求县府减免田赋，取得斗争的胜利。1927年2月，国民党巴中县筹委会建立，王远禄为负责人，内设农委，苟寿南为负责人，张诗洲任委员，姚希夷任干事。巴中农民运动先锋苟寿南，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根据党“政治到乡村中去”的指示，深入农村，在兴文一带发动穷人闹革命。在魏家沟，依靠魏兴中等人，发动苟家湾、岳家湾的贫民进行三抗斗争，与王美一、张永开等建立了农民协会；魏兴中制做了一面上角有“镰刀斧头”图案，中间有“农民协会”四字的红旗，报名参会的人员，在旗帜下“吃雄鸡血酒”，表示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并宣布纪律，保守农会秘密。自此，川北第一面农会大旗竖立起来。农会向农民开仓放粮，救济灾民，得到农民的支持和拥护，不少参加过“红灯教”的农民纷纷参会。为培训农运骨干，农委在魏家沟创办夜校，苟寿南不时到校授课，编印读本，内容多为倾诉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痛苦。苟寿南发展魏兴中等3人为巴中首批党员，建立苟家湾党支部，为巴中第一个党组织，隶属于重庆临时党团地委领导，发展川军营长张栋成为秘密党员，开展地下斗争。农民开展抗捐斗争由自发向自觉转变。

为了揭露蒋介石的滔天罪行，苟寿南翻印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文章，在巴中县广泛散发；农委发动民众开展打官轿、闹县衙等斗争；王鳌溪在重庆创办《宕梁旬刊》，对巴中革命运动起到了舆论上的声援。1927年4月底，在清江召开了数千人参加的悼念重庆“三三一”惨案死难革命烈士大会，声讨刘湘屠杀革命人士的罪行，组织反蒋示威大游行，被定为“川北第一大党案”。田颂尧以“赤化”为名，出动军警抓人，查封县筹委会，逮捕农会骨干张诗洲、姚希夷、张永开、王美一、张书元等20余人，苟寿南遭到通缉，被迫转移到佛楼一带活动，吴世敏被迫撤离，魏兴中在逃避敌人追捕途中染病去逝，赖虚实后被调离巴中中学，苟家湾党支部无形解体，巴中革命运动遭到镇压。从此，重庆地委派来巴中这条线的地下活动暂时中断。

（三）零星分散的地下活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革命转入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巴中，虽处险恶环境，但革命星火不灭。返乡后的苟寿南并未因此退缩，而是改变策略，继续以行医治病的身份和送医药下乡的机会，深入农村活动，恢复地下联络点。党组织派川籍党员邓江镇、李元述等返乡，分散于巴中各地，秘密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秋，邓江镇从上海回乡，与张俊杰等在江口创办《灯笼火把报》，传播革命理论，发展进步力量，反对宗教迷信，提出“打倒地主军阀” “减免苛捐杂税”等口号，在望江嘴搭台演讲，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与苟寿南一起在清江等地了解乡村阶级状况，调查民间生活，在巴城办了《赶场报》，编成反映农民悲惨生活的《一声雷》小册子，启发了农民的斗争觉悟，在当地广为流传。1928年初，李元述回到故里，在碾盘寺办起一所小学，从事教学，开展新文化运动，产生了一定影响。后来，邓江镇、李元述被迫离乡。

1929年春，党组织派廖承志、罗世文到南江从事地下活动。1931年秋，川东游击军在泥龙庙一带打击土豪劣绅，开展除奸活动，派周明理回家乡南江正直坝一带开展地下工作。省委和绥定县委分别派罗守朴、易克武在白衣一带宣传革命，从事秘密工作，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阆南县委安排陈华高在恩阳书院教书，创办夜校，招收青年，除教书识字外，还宣讲革命，发展张世盖等为团员。后来，陈华高停办夜校，送张世盖等团员到巴城参加红军。吴瑞林于1928年冬在阆中入团，担任地下交通员，在南充、中坝等地奔波，陈其通也入团。

1928年夏，通江境内秘密出现“传字条子”活动，字条上写着“打倒土豪劣绅”“平分土地”等语句，一人得到后，缮写3份并分传3人，传播形式秘密，传播内容还附上了中共六大决议中的改变农民生活的“十大政纲”主要内容，革命思想在通江传播开来。同年，马副华等贫民在南江县仁同坪组织“锤头队”，反对地主豪绅的剥削压迫，遭到民团袭击，伤亡数人，被迫遁入大山开荒种地，后集体参加红军。

革命运动的兴起为建立巴中党组织奠定了基础。以大革命运动失败为标志，之前巴中地下党组织由川东党组织领导，以在外发展的党员返乡开展革命活动为主，主要成分是知识分子，之后鉴于川东党组织屡遭破坏，极其混乱，改由川北党组织领导，主要成分是工农分子，以本土发展的党员为主。

三、通南巴支部的地下斗争

受苦受难的巴中人民，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逐步觉醒，巴中社会面貌发生了积极变化。通南巴行动委员会成立前，巴中党员甚少，短暂设有联络点和支部，但很快解散，没有集中统一领导的党组织；通南巴行动委员会是在全川处于革命低潮，党的工作向农村发展的形势下成立的，它使巴中革命形势为之一新。

（一）通南巴行动委员会的成立。1929年秋，省军委书记李鸣珂巡视川北，指示顺庆特区委，要建立川北与川东联系线，配合川东游击队向通南巴发展。1930年8月，吴瑞林赴达县与王维舟、杨克明接头，会商有关事宜。根据王维舟建议，经省行委批准，组建通南巴行动委员会，指示南充中心行委落实。9月下旬，通南巴行动委员会在阆中诞生，由吕子谦、戚映元、吴瑞林组成，吕子谦为负责人，南充中心县委具体负责领导，此后先后改由阆中县委、阆南县委、阆南中心县委领导；从此，巴中有了集中统一领导的党组织。此后，三人接受任务，赴通江工作。根据工作需要，请求派有文化能写东西的人来支援工作。随后，上级派洪玉漫到通江，成员分工调整，吕子谦管巴中县，戚应元管南江县，吴瑞林管通江县，洪玉漫专写传单密件，行动委员会由两名党员和两名团员组成，实行党团合一，隶属阆中县委领导；为了更好地接受上级指导，及时反映情况，派吴瑞林三次赴阆中汇报工作，得到上级领导的指示。1930年底，通南巴行动委员会改为通南巴支部。

（二）地下斗争的开展。遵照上级指示，支部派人到伐木场、耳子厂、船队和县团务大队发展党、团员，后成立党团组织。吴瑞林在通江城发展几名青年入团，建立了团支部，王顺成为书记，由党支部领导。在流二沟伐木场，发展汤仕富、张廷富等入党，设立党小组，汤仕富为组长，张廷富是巴中第一名女党员，并发展了6名团员，成立了团支部，刘来福任书记。在涪阳坝银耳场发展了9名团员，建立了团支部，组织了工会，拉纤工人石兆智任团支部书记兼工会主席。工会通过斗争，给工人增加了工资，获得了工人的信任，团结了一批工人。在同“马帮”的斗争中培养革命力量，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小组，石兆智任组长。支部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斗争，进一步完善和壮大了党团组织。为了方便与上下级党组织的来往，在通江城东门外、西门外、县府门前各建立1个联络站，朱仕贤为联络人，政治觉悟提高后入党，朱仕贤后来参加了苟寿南在魏家沟组织的农民协会；巴城东门坎也建立了1个联络站，负责通信联络，把密件送到接头点，地下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从事地下斗争极其危险艰难，但在上级的领导下，几位同志迎着困难，抓住重点，在短时期内就打开了局面。1929年，苟寿南几经努力，建立巴中县支部，隶属于川东特委领导，与后来成立的通南巴行动委员会互不隶属。

（三）农民暴动的浪潮。广大党员团员深入农村、厂矿开展活动，加深了与群众的感情，唤起民众觉悟。1932年夏，通南巴大旱，饥民遍野，纷纷起来结队“吃大户”；“吃大户”运动起初在通江开展，后又在南江、巴中开展。根据南充中心县委指示，通南巴支部利用灾民“吃大户”的机会，掀起了一场农民暴动；9月，南江全县人民为反对“预征烟款”，数百以致数千人成群结队陆续进城，开展示威请愿活动，捣毁县衙，撵走县长，长达两个多月，最终迫使县政府宣布“延期征收”。当时，在南江还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今年闹款，明年造反，后年国民党就垮杆”。10月，在通南巴支部发动下，通江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抗捐斗争，群众手持刀矛、棍棒，从四面八方拥入县城，大闹公堂，到处搜捕贪官，并在他们身上贴上“官逼民反”的标语，吓得反动官员半夜逃窜，迫使县长同意“一年不还粮，三年不缴款”的要求。同时，巴中人民砸毁骗人的“禁烟局”，焚烧税册。熊国炳、李正良等劳苦大众在“吃大户”运动中，认识到了共产党才是穷人的救命恩人，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穷人才能翻身得解放。同时，在通江开展兵运工作，掌控了县保安队和民团的一部分人枪，建立党领导下的地方武装。按照既定的计划，吕子谦到巴中，戚应元到南江，吴瑞林、洪玉漫在通江组织暴动，准备武装夺取通江县城，建立工农政权。等待上级领导到来下达武装起义命令过程中，因升保起义的失败，接到通知，暂缓执行。

（四）巴中群众的觉醒。革命活动的开展对工农群众产生了重要影响，巴中一批先进工农分子走上了革命道路。胥克寻、何培文就是典型的代表。胥克寻在革命思想影响下，为寻求革命真理，怀着赤子情怀向往革命，所愿未遂。后结识了川东地下党员杨克明，经其介绍入党，担任秘密交通员；他又发展胥克又等为党员，大儿胥光义在其影响下，加入了共青团，一起组织贫民“吃大户”，积极响应巴中抗捐斗争；红军进军江口时，他派李络海等绕道找红军。戚映元在南江的大河、长池、正直一带搞农运。南江何文培在揹挑中听说“共产党”“红军”的事，知道共产党爱穷苦人，红军打富济贫，烧毁地契，均分田地。他将流传在乡民中的几支歌谣，带回长池，在当地传唱；红军解放长池后，他率先参军入党。

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加深，1932年，南江高级女子学校与南江中学、南江师范传习所的一批学生，走上街头，宣传救亡图存，反对宗教迷信；长池坝一批在外就读的学生暑假归来，也组织起来到街头宣传。傅慎仪等组织南江妇女协会，开展妇女运动。

四、支持红军入川建政权

通南巴支部先立足后发展，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不断发展党团员，壮大革命力量；这批党团员深入城乡广泛发动群众，创建革命武装，与地主豪绅作斗争，这些武装斗争，为红军顺利进军通南巴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积极宣传红军。1932年5月，根据省委指示，在地下党员张逸民、李载溥的策动下，在川军任职的秘密党员任玮璋弃职起义，组建了平民军；8月部队移驻南江桃园，积极支持南江人民的抗捐斗争；9月，部队发展到一千多人，更名为川北民军；红四方面军入川后，改编为红军独立师。通南巴支部在开展兵运的同时，积极宣传红军。“吃大户”运动的开展，为宣传红军创造了条件，主要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打反动派的，红军带领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穷人要翻身，就要靠红军。起初宣传朱毛红军，后又宣传贺龙、徐向前、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及川东游击军。11月起，从宣传红军转入迎接红军，向群众宣传红军的性质，为迎接红军入川作准备。苟寿南以行医之便，去兴文组织农会会员，向群众宣传红军是人民武装，是革命队伍，是帮助穷人打天下的工农子弟兵。苟寿南号召群众给红军带路，送食物和物资慰劳红军；宣传红军，使群众在红军到来之前，已经对红军有了初步了解，让群众从思想上相信了红军，为红军顺利进军川北打下了群众基础。

（二）迎接红军入川。红军入川前，陕南地下党组织派人在通江北一带活动，傅崇碧在刘家学院就读时受党员吕老师的影响，参加了“吃大户”，并结识了一位姓李的党员；红军入陕时，三人在两河口会合，前往陕南，途中介绍傅崇碧入团，在洋县与组织接上关系后，三人到红十师参加红军。在汉中卖力营生的苟先良，听说在西乡一带有共产党“打富济贫”，因故未能前往；红军入川时，他率先到通江参加红军。据徐向前回忆：“通南巴过去党的基础很薄弱，群众对共产党的性质、任务知之甚少。但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发展一批党员作为领导和团结群众的骨干，又是刻不容缓的事。”当时，前委从给红军带路、送情报和打土豪的积极分子中火线发展了一批党员，与巴中地下党团员、农运积极分子一起开展建党建政。

1932年12月，省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通南巴支委成员到川陕边境迎接红军，通南巴支部迅速派几人连夜从通江北上，因土匪阻挠，未能成行。后派吴瑞林单行，途中遇到熊国炳入山打猎，一同前往，于21日在烟溪场接到红军先头部队，吴瑞林带引红军，在革命武装的协助下，直下通江城，打入通江守卫队的戚映元打开城门迎红军进城，通江获得解放，熊国炳则留在当地任苏维埃主席。吕子谦在通江城向方面军首长汇报了情况，通南巴支部所属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全部参加了红军，并动员了3000多人参军支前，以通南巴支部为基础，成立赤江县委。

红军向巴中挺进时，巴中县党支部动员群众热烈迎接红军，并主动派人与红军联系，商讨开展地方工作问题。苟寿南、朱仕贤在巴城、兴文等地发动群众，迎接红军的到来。并安排四位姑娘，绣起了红旗。此时，巴城的敌人对来往行人盘查格外严格。苟寿南在城中书写标语，拿钱买猪，叫妻子张玉英做党旗，动员群众做匾，准备迎接和慰劳红军，为迎接红军做了大量工作。红军到清江时，这里的群众无一人逃走，有两名党员参加了红军，给红军带路向巴城挺进。1933年1月20日，苟寿南组织数百人，扛着党旗红旗，抬猪抬匾，沿途张贴标语，呼着口号，到枣儿垭去迎接红军；23日，巴城解放，苟寿南向许世友汇报情况，赠送物品，介绍了敌情和向西进军路线，使巴中全境迅速获得解放，以巴中县党支部为基础成立巴中县委。后来，苟寿南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于1949年10月病逝。地下党员、川军连长何玉廉，与红军干部冯之旅商定，在红军到达恩阳河前线后实行兵变，由于行动被敌人破坏，兵变失败，何玉廉投了红军。

（三）协助红军建政。红军解放通南巴时，打到哪里，就在那里召开群众大会，选举成立政权，担任县、区、乡、村苏维埃的负责人，大多是支部发展的党、团员或在“吃大户”中培养的积极分子。建政工作迅捷、高效地开展起来，成立赤北、赤江、红江等县，这批同志成为创建根据地的重要力量，如吕子谦在川陕省委宣传部工作，戚映元任川陕省委秘书长，张廷富任川陕省妇女部长，吴瑞林为红江县委书记，汤仕富为巴中县苏主席，朱仕贤为巴中县指挥长，刘来福任赤江县工会主席。这批同志在苏区各项建设中，在动员群众支持红军的各项工作中，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力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后来，这批同志大多牺牲在川陕苏区、长征和西路军中，部分被张国焘“左”倾错误所害，少数后来成为党的高级干部。川陕苏区的创建与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巴中的传播，使川陕边人民普遍接受了革命洗礼，对党和红军产生了广泛认同。刘伯坚、苟寿南、胡大才等巴中早期党员，壮志未酬，抱憾终生，没有看到家乡解放的那一天。

巴中早期的革命活动，前段经历了一个由青年学生外出求学，在外接受马列主义，入团入党，把革命思想传到家乡，部分党团员回乡开展革命斗争，发展党团员，后又被迫离乡。后段是巴中革命从低谷转向兴盛的过程，在巴中建立了相对统一领导的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活动，使巴中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为迎接红军入川创建川陕苏区奠定了基础。通南巴地处川北一隅，偏僻闭塞，这一时期，巴中地方党组织力量很小，影响力有限，革命损失较小，普通群众对共产党知之甚少，但是经过一系列革命活动，很多群众信服共产党，并踊跃投身到革命中去，对巴中革命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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